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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必须同发展生产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考虑。”

若改革派领导人的确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就必须阐述清楚，而且让人接受。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了41天，从没有开过这么长时间的会，可见争论有多激烈，要处理的问题有多复杂。因为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各种不同观点就得以表达＇　1978年10月30日纪登奎在会议期间与部分代表进行座谈，会上他跟他们说：“请你们思想解放一下，有什么好的意见、办法，都讲出来，不说你是　拔根　”！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62。＇。但是，最后作出的决定都符合领导人表示过的意愿＇　刘小萌，前引，页716…718。＇，反映在政治局12月12日通过的两个文件里：《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后来亦称“40条”），后来两个文件一起，就变成了中发＇1978＇74号文件＇　同上，页719。12月14日新华社公布会议的结果。见新华社讯，1978年12月14日，刊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5日，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　1978年12月15日，以及SWB；　1978年12月18日。＇。正像上述《中国青年报》的文章，《纪要》只是从经济问题上评价下乡运动。“再教育”的提法无影无踪了。但是对运动的看法很正面，用惯常的言辞生硬的语句来表达。干部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的丑闻没有提及。知青遇到的困难则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自然又是归罪于四人帮的破坏。强调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无论在文化革命前还是后都是占主导地位的，知青之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绩，都应归功于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至于今后是否会放弃上山下乡，《纪要》重复《中国青年报》有关将来“不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诺言，但是在《人民日报》有关这次会议的文章中只有很含糊的这样一句话：“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知识青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再说上山下乡是毕业生的“主要出路”；不过一再肯定在现时一部分毕业生还必须继续下乡，因为“如果盲目增加职工人数，超过农业可能的负担能力，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放宽了留城政策，准许多子女的家庭可以留下一个。另外，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运动今后只涉及189个大中城市，而且那些认为有能力在当地安置所有本地区毕业生的城市可以不再派青年下乡。

对那些仍需下乡的年青人来说，安置方法改变了：他们不再分散单独插队到公社里去，而是去知青队及知青农场，或者去经济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农业基地。这些场队和基地在1985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即不缴税，不上缴利润，不负任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此外，鼓励市政当局协助城市工厂企业支援这些场队基地，使知青能同时从事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活动。很明显，各种各样的调整措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证知青能有合情合理的收入。

至于那些在乡知青，在国营农场的＇　根据顾洪章等（《始末》，页173），当时还剩下200多万。刘小萌则认为160或170万，相当于当时国营农场职工总数的1/3（前引，页720，732）。＇应留在原地。由于他们是作为国家职工招进来的，所以无权因困退或病退要求返城。然而很例外，他们可以“商调”回城，不过如何进行则没有详述。相反的，有实际困难的插队知青，可以安排进城镇或农村的工厂企业，享受固定工资。1972年底以前插队的老知青（估计有130万）有优先权，在“两年之内”安排完毕。45万已经在农村安家的已婚插队知青，原则上就地安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总的来说，尽量把知青集中在知青农场，如果所得口粮太少，国家补助。此外，撤销所有的五七农场＇　正式关闭农场是在1979年2月17日由国务院颁发的政令宣布的；见《当代中国劳动力管理》，页443。＇，需要的话，可以转为知青农场。其实，找出空闲的土地来创建这些农场是不容易的。经费方面，每人安置经费增加100元。尽管下乡人数会减少，但国家保证财政预算仍然是每年10亿，用以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要求加强各级领导小组，小组必须认真做好工作。

第二次全国会议将上山下乡的讨论评价仅仅局限在就业问题上，宣告毛1968年（整整10年前），发动的这场伟大运动寿终正寝。但这绝不意味着放弃下乡运动，正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局明确表示已经决定，只要城市就业机会还不足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