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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门，老板正好在，一看亚楠和就他很熟悉，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那老板40上下，也是人高马大。我感到特别羞愧，堂堂男人向人家要东西，有嗟来之食的感觉，心里不是滋味。看着亚楠嘻嘻哈哈的样子，我也故作满不在乎。没想到，人家老板听明白我们的意思后，二话没说，指着一屋子的西服，就说了仨字：“随便挑！”

我的心情一下子畅快了很多，不知道是感激还是兴奋，觉得心里暖暖的。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非常感谢这个西北汉子的仗义。直到今天，仕奇的专卖店依旧在那个地方，门脸儿大了，生意更红火了。好人有好报呀！

我拿了店里最便宜的两套衣服，一身灰兰色，一身浅色，店员帮我打好包，我们道了谢，走出店门。迎面看到了美术馆的大楼，到地铁的路上还经过文化部招待所。我拿着这两身珍贵的衣服，心中又一次暗下决心，我必须成功，不然都对不起这两套衣服。

录像的当天简单而顺利，是中央电视台的资深化妆师李英给我化妆。很久没化妆了，已不习惯看粉墨登场的自己。我到卫生间将化好的妆擦去了一部分，想尽量自然些，直到今天我都不喜欢化妆，只要不影响拍摄，总是素面朝天。

节目的要求很简单，我只是和许戈辉在演播室中将串场的词录一遍就行，每回几乎都是一次通过，因为词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录像后，我换下衣服。到中午了，继续去打盒饭。

我和导演高立民一起进机房，剪片子。每每剪到有我的片段，我都特别仔细地看自己，明显有点傻，明显不自然，说话再慢点就好了……我给自己找出无数的缺点，摄像机总是能夸大人的缺点，经常在机房里觉得自己“惨不忍睹”。也经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到机房看上一段，忽然就问：“这小伙子是谁？”

每听到这样的问话，我都自我安慰地当成是在夸我。

我坐在机房的角落里，像个剧务一样地送水送饭，进来的人不会注意我，但是他们至少注意了屏幕上的我。我是一名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我不求在生活中光彩照人，但要在屏幕上引人注目。假如我能被中央电视台接纳，首先我要被观众接纳，我相信，命运在自己手里！那个时候，白天工作，晚上做梦都说：“东西南北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天到14楼打水，我在电梯里碰见了赵忠祥老师。赵老师长得和电视上一样，有点胖，站在他身边，我的心突突地跳。赵老师在观众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员工中有一种莫名的威信，大家对他的尊敬既不是出于地位也不是名气，来自一种内在的力量。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说到了心里“十分想见赵忠祥”。站在他身边手拎着开水瓶，心想：有没有那么一天可以和他一起站在屏幕上呀？我捡了根竹竿，颓废地躺在床上，捅电视上的频道按钮，从一捅到八，再从八捅到一。

熬机房是一个艰苦的工作，空气浑浊，不见阳光，“躲进小楼成一统”，却令精神十分集中。直到有一天晚上，终于编完了，孟欣要来审看，之后就可以合成，上字幕。我站在旁边心里盘算：会给我打一个什么字幕呢？

我有些忐忑，隐隐地期待着什么。

于是等待。

这不是第一次等待了，在东门；在办公室；在策划会上——

今天的等待最具体，我做了最坏的打算：只让我玩一把，过把瘾就走！没关系，只要曾经拥有过，至今我不后悔。我站在一边胡思乱想。节目审过皆大欢喜，机房的技术员熟练地上字幕。这时，技术员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朱军名字前面打什么字呀？”

“‘主持人’呀！”孟欣极其不经意说出了三个字，技术员照办。周围没有任何人流露出惊异或是质疑，依旧没有喝彩和祝贺，大家平静地继续后面的工作。只有在我的心中，经历了翻江倒海的激动，我强忍着——

我害怕，没有任何名分的我可以被叫作“嘉宾主持人”，或者“特约主持人”，如果这样就意味着我只有这一次机会，就意味着我只是在中央电视台领了一个纪念品，接下来我就要打道回府，而我的努力都将化作遗憾。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94年3日28日，我终身难忘的一天，我庆幸它成了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孟欣走的时候，我胆怯地说：“谢谢孟导。”

孟欣只是笑了笑，高立民也冲我笑了笑。现在回想，当时我没有任何正式手续，身份还是兰州的军人，高立民老师毫不介意地将我领进大门，孟欣导演坚决爽快地收留了我，邹友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