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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民议会才一致通过了这部###宪法，即1973年宪法。1973年8月14日，我们全家列席了议会会议，坐在总理包厢里，经历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宪法得到了全国一致支持，各地区领导人、各宗教领袖以及反对党都不例外。作为国民议会多数派的领袖，父亲成为巴基斯坦总理。

直到四年后齐亚推翻我父亲并中止宪法，巴基斯坦人民享受到了巴基斯坦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带来的基本人权和权利保障。1973年宪法严禁种族、性别和宗教歧视，保证司法独立并与执法机构分离。巴基斯坦第一个代议制政府终于有了法律章程，并以此为根据对国家进行管理。这就是沃马克教授在讲课中让我永志不忘的“特许权力”。

1973年春，我准备离开哈佛时，美国宪法因水门事件生动鲜明地展示了其力量。尽管户外气候温和，校园里在举行飞盘比赛，我们许多人还是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水门事件听证会。天哪，美国人民正在运用民主和宪法的手段把他们的总统赶下台。尼克松结束了越南战争，打开了通向中国之路，但即便是这样强势的总统，也逃不脱国家法律的惩罚。我曾读过洛克、卢梭、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关于社会和国家的本质以及保护民权的著作。但理论是一回事，看着它被付诸实践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水门事件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普罗大众都接受的法律，而不能是某个人制定的朝三暮四、独断专行的法律。一年后，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辞职，最高权力的交替平稳顺利。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领导人可以时常变更，但宪法长久不变。而在巴基斯坦，我们却没有这么幸运。

离从哈佛毕业越来越近了，想到就要离开坎布里奇，就要离开美国，我越来越伤感。我和几个朋友，包括彼得？加尔布雷思，都已经被牛津大学录取，但是我并不想去。我已经熟悉了坎布里奇和波士顿周围的道路，我对地铁路线也最终彻底搞明白了，我认识、理解了这里的人民。我曾请求父亲让我去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继续深造，但他不同意，坚持要我去牛津。他写信给我说，在一个地方呆四年足够了，如果你还在美国呆下去，你就会在那里扎根，再也不想离开了。你该换个地方了。

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在逼迫我。但我能怎么办呢？不管怎么说，是他承担了我的所有学费和各项开支。我别无选择，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母亲赶来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她和刚在哈佛念完一年级的弟弟米尔帮我收拾行装。我和室友约兰达？科杰茨基送掉了家具，取下了我们贴在墙上的画报。房间里空空荡荡，学校运动场和校园书店的书架上也空空荡荡——大概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飞机从洛根机场起飞，我从空中尽力看了最后一眼波士顿的轮廓。我在法林地下室购物，在德金公园的公共餐桌上吃东西，为了忘掉那场输给波士顿大学的曲棍球赛，去看电影《卡萨布兰卡》。人类已经登上月球，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参观了月球上的尘埃。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不禁想起彼得、保罗和玛丽的歌词——“我即乘机离去，不知何时复归。”

4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负笈牛津（1）

1980年1月，被囚禁在阿尔—穆尔塔扎的第三个月，我的耳病又犯了，耳朵里开始嗡嗡地响。1978年我被囚禁期间就犯过。当时卡拉奇军管当局派来的医生诊断说是耳听道发炎了，再加上我每两周都要乘飞机去看望一次监狱里的父亲，加重了病情。那位医生在我鼻腔里灼烙了—下，疏通了耳咽管。现在，我又开始听到以前的那种嗡嗡声了，感觉耳压越来越大。当地的医生来看过，但耳朵里还是响个不停。我请求狱方找来那位曾在卡拉奇为我治过耳朵的医生，他们却带来一个我没见过的医生。这位医生倒是彬彬有礼，说话声音柔和。“放松，你是过于紧张了。”他一边检查我的耳朵一边安慰我。

“哎唷！”我叫道，“你弄得很疼。”

“不要神经过敏，”他说，“我只朝你的耳朵里看了一下。”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发现枕头上有几滴血迹。

“你把耳鼓膜捅穿了，肯定是用发夹弄的吧。”这位医生再来看我的时候说。发夹？我为什么要把发夹捅到耳朵里？他开了两种药，让我一天吃三次。但是所有这些药片的作用就是催眠，而且每次我醒来时总是头晕脑胀。到了第三天，我还是不能早起去花园，厌食犯困，甚至连刷牙的力气也没有了。母亲见了很害怕，把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