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2/4 页)

，机构，语言，差异的压路机——学校，媒介，以及在全国传播“巴黎时尚”的消费项目。首都得到的崇拜和得到的敬畏一样多，对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男人们和其他事物在巴黎与外省间往来穿梭，这种循环方式使私人生活的方式趋于标准化。

然而，对这种标准化的抵抗也是令人惊异地顽强。按照欧仁？韦贝尔的话，这种情况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告一段落。家庭秘密和个人私密继续存在着、变化着，而这些人们几乎难得偶尔一瞥的秘密与私密，正是我们现在所要努力理解的东西。

。。

家庭生活（1）

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家庭通过生生不息的血缘、财富、情感、秘密和记忆来自我描述、自我思考和自我表现。

分散的家庭主要通过写信来联络感情。邮政服务水平的提高使通信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到19世纪后半叶，铁路的建造和其他技术的进步使这一时期变成了纸张主宰的世纪。经常、定期地接收家人的“最新消息”成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1830年4月3日，按照孜孜不倦的“写信专家”乔治？桑德的要求从巴黎寄出的一些“黄色和蓝色的信纸很难看，但是却很时髦”。她每次收到信后总要通过信封上的邮戳来比较这些信寄出的日期和收到的日期。邮递员不仅要对信件进行分类，还要保证这些信件及时送到——火车站的大钟就是他们判断时间的依据。因此邮递员成了人们期望随时拜访的最尊贵客人。

对于在外地上学的孩子，家人都希望他们每周能给家里写一封家书。当甜甜蜜蜜的小两口短暂地分离后，他们每隔两三天就要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除家庭之外，还有一些远方亲戚，人们就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互通信息。新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往往会在这个时候通告家人的健康状况，还要对过去一年中家人和亲朋好友的生日、去世、结婚、疾病以及升学等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这些都成了信中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就是信件的骨肉。卡罗琳？舒塔尔—利奥莱特已经对索米尔一个布尔茹瓦的家庭成员写于1860年至1920年的信件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已弄清了在信中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发现这个家庭成员基本上不能在信里提到钱、死亡和性。他们确实也在信中谈到了疾病，甚至具体的生活细节，当然还有孩子。而其他家庭关注的则是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戈布里茨家族比较痴迷于教育上取得的成就。母亲与女儿之间的通信一般只写她们的第一个名——艾米莉和玛莎，她们在钱和身体这些事情上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她们谈论疾病与痛苦，但也谈论一些让我们都惊诧的比较下流的话题，适当与不适当的界限总是相对的。

信件并非总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像波西斯所说的是在公开与隐私、社会与个人之间“妥协的象征”。

家庭信件的读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它会从一个人传到下一个人，而每过一道手就要经过一番考察，因此根本就没有秘密和隐私可言。我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有文化、感情丰富的人写的信，而有些人写信是因为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通过写信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我想许多女性同乔治和她在库温特昂格莱斯的朋友一样都体验过“写作的强烈欲望”。他们并不是为公众而写，而是带着一种极其强烈的复仇心态，有的人甚至一天耗费数小时在做这项工作。男人们也继续磨练他们的写作能力，尽管在20世纪他们的想法已转向技术和手工艺并且疏离了写作。

两性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城乡之间的差异那么大。在一些城市里，穷人主要依靠专门的写信人帮他们写信，而这些写信人的观点往往会很自然地潜入他替别人写的信中。而在乡村，消息是通过“口信”的形式来传播的，而不用信。当泥瓦匠返回克勒兹河家乡时，一个节日般的盛典将铭记这一盛大时刻；他们通宵达旦地讲述在城里的奇遇。1900年以后，明信片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递工具流行起来。默伦有一个五口之家——父亲是一个园林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三个女儿在办公室上班，他们在1904年至1914年之间一共寄出一千多张明信片。信息交流得越频繁，每次交流的信息就越简短、越有价值。

家庭生活（2）

一般而言，家庭聚会既是信息交流最重要的形式，同时也显示了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美好氛围。

对于少数信教的家庭来说，家庭聚会往往是一种生存甚至反抗的方式，因此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最近莫诺家族每年一次的茶会上组织的一次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