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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王侯对中央也就不那么恭顺，而中央为了压制地方诸侯，开始削减他们的权力和实力，这又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结果就会引发战争，但一般来说，这种战争中央取胜的概率多一些。晋朝的“八王之乱”与汉朝文景时期的“七国之乱”很相似，但有那么一点不太相同的就是，汉朝文景时期的中央政权是图谋向上的，中央和地方矛盾的起因是中央要削减地方权力，而削弱地方权力是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持大一统的全局，但晋朝的“八王之乱”则是因为中央权威几乎落到了可以蔑视的地步，如同衰落的东周中央。

第三章 第三次崛起：早衰的晋帝国（8）

然而，司马家族的子孙及时行乐可以，搞政治、搞军事就没有几个人能赶得上他们的祖先司马懿、司马昭了，所以，别看八个司马王侯打成一片很热闹，但没有一个人具有明显优势，没有一个人具有领袖气质，因此，司马家族不过是一群混蛋和另一群混蛋之间的斗殴，没一个能成事的。无奈之下，稍聪明点的人就想到了要联合当时的士族势力，加强自己的号召力，于是有了司马越与琅琊王衍的联盟，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王衍是什么人？他就是“清谈”之风的领袖，不过王氏家族在东海地区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司马越与他联合，就能赢得清谈一派的好感，也能获得地方士族的支持。

我前面说过，中国的能臣只有四个人，王衍就是赵高一样的能臣，他信口雌黄，看似清谈领袖，他实际上是一个纵横家，他绝对有能力，但不是王猛那样的伟大政治能力，而是赵高一样能在纷繁复杂的朝堂权力争斗中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权术家，所以，他始终高高在上。与苻坚和王猛这对搭档相比，司马越和王衍这对搭档就可以用狼狈为奸来形容最合适了。

很有意思的是，在司马越和王衍联合的同时，另外还有一对“王与马共天下”的搭档，那就是琅琊国的司马睿和王衍的堂弟王导。《王导传》中说：王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琊王，与（王）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雒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

王衍和赵高一样，对天下大势实际上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为此，他有过一个很有名的“三窟理论”，“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其实，若就论天下大事的分析和战略预谋而言，王衍也算得上是一个伟大人物，他的“三窟战略”和诸葛亮的“三分天下”不相上下，但不同的就是出发点，诸葛亮是为刘备图谋天下，而王衍实际上是在为他自己和司马越找退路，这就是三分天下和狡兔三窟的根本不同之处。所以，王衍对他的弟弟们说：“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晋阳秋》）”他原本在荆州和青州各建一“窟”，但最后的结果是他的弟弟王导和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了东晋。

司马家族的那点能力全用在了享乐和内斗上了，其实，有那么一两个皇帝无能、享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帝国不会那么轻易崩溃，但司马家族连起码的继承人都没有安排好，如果前一任皇帝自甘堕落，但后一任皇帝能奋发图强的话，帝国还是可以重现辉煌的，如苻生残忍好杀，但苻坚登基后前秦重新变得强大起来。但如果连续几任皇帝都是胡亥的话，那就危险了。再者，皇位继承人还有一种客观的选拔方式，那就是几个有实力的皇室家族成员自相残杀，最后胜出的一个人得到皇位，这也是一种凭实力和智慧做后盾的选拔机制，这样胜出的继承人一般也较强，如李世民。但八王之乱的结果证明，司马家族出不了一个李世民——这就是个人是否具有领袖能力的问题了。具有领袖能力的人会早早在自己周围凝聚一大批人才，大多数都是一些重臣或者有兵权的人；而没有领袖气质的人，就没有这个凝聚力。而能否聚集一批能臣良将，也就决定着政变成功的概率，因为任何政变都不是某个人凭自己的力量完成的，而是集团对集团的结果。司马家族的优良基因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没有传下来，所以，司马家族众多的成员没有一个能重振晋帝国。

所以，晋帝国的衰落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原陷入权力真空，导致北方各族崛起，否则，北方各族根本没有机会互相争霸。

再退一步说，就是西晋灭亡了，东晋也还有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