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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嶙峋、睿智心细、学贯中外等赞语来表达个人对叶氏的崇敬。1981年12月2日，台北“中华电视台”新闻杂志节目以“奇才叶落”为题邀请黄少谷、钱穆、杭立武、李国鼎等人演讲叶公超其人其事。他们均一致认为：叶公超生在国家的忧患时代，又投身在世俗的官场之中，可他又难改书生意气，这正是他成为“悲剧主角”的主要原因。这就难怪程沧波在送他的挽联中说他“苍凉身世又谁知”，这真是他晚年抑郁心境的最好写照了。

参考文献

秦贤次编：《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

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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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静农（1）

为传承文化呕心沥血

鲁迅的嫡传弟子

台静农在上世纪20年代的文坛上已有建树，可在海峡两岸长期湮没无闻。

那是1925年，二十五岁的台静农和同乡同学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等人组织了文学社团未名社。该社因李霁野翻译的《文学与革命》一文惹祸，于1928年受北洋军阀张宗昌*查封，到1931年正式解散。1928年和1930年，台静农出版了两本深受鲁迅影响的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均为“未名丛刊”，由此奠定了他的乡土小说家地位。

台静农还是鲁迅的嫡传弟子。他在北京大学旁听时，做过鲁迅的学生，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略》、《苦闷的象征》。直到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鲁迅讲课时不似周作人死盯着讲义，而是天马行空地发挥，使学生学到许多讲义上所没有的知识。1926年7月，台静农编了一本最早研究鲁迅的专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9年5月，鲁迅到北平探亲时，台静农和李霁野陪同他看望友人。1932年，台静农又陪伴鲁迅发表震动古都的“北平五讲”。1934年至1935年，他曾协助鲁迅拓印汉石画像。对台静农的所作所为，鲁迅回报他以“老朋友的态度”1。对台静农20年代所写的小说，鲁迅不愧为知音，在他主持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他自己的小说入选了四篇，台静农也入选了《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等四篇，是当时入选作品最多的两位作家之一。

台静农的小说有浓郁的时代精神，反映了那个年代奋励上进的声音，对穷愁绝望的中国抱着悲悯与淑世的心情，正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所说：

要在他的作品里面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台静农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肄业后，先后在北平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台静农生于1902年，安徽霍邱人。他的人生道路坎坷，在30年代连续卷入政治风波，以致三次坐牢。对1932年12月22日台静农突然被捕一事，鲁迅曾先后致函王志之、曹靖华表示深切的关怀。

临危受命出任台大中文系主任

鉴于环境的险恶，台静农后来不再写抨击现实的小说而从事古典文学研究。

1946年，他应许寿裳之邀从四川来到台湾。当时给他发聘书的是台湾大学首任校长罗宗洛。接到聘书时，台静农还有一点犹豫，觉得隔着海峡太遥远，但考虑到台湾急需大陆教师去教受日本统治达半世纪之久的青年学子，又考虑到父母、兄弟和孩子因交通不便困在四川出不来，因而便下定决心离开四川，家人分四批走，先是由台静农夫妇带着小儿子、小女儿来到台湾，随行的还有毕业于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助教裴溥言。

罗宗洛在聘书中曾介绍台湾大学中文系规模宏大，可台静农去后发现这只是一个未落实的规划。整个中文系只有一个教授、一个助教，学生还没有招来。待新生到校时，大一国文列为必修课，由台静农主讲。到了第二年，入学考试成绩差的学生全部改读中文系，中文系才有了自己的学生。这不是瞧不起中文系，而是因为光复前台湾学生学的均是日文，中文反而成了陌生的语言，故许多人不敢报考也无法攻读中文系艰深的文字训诂一类课程。可到了第二年，转来中文系的学生中文水平提高后，均到别系去了，真正能念中文系的学生只剩一两个人，连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的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