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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延续了30年代对胡秋原的抨击，说鲁迅的杂文揭露了“‘在*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的托匪胡秋原”。

笔者于1995年首次访台时，曾专门到胡秋原府上向他请教他是否参加过“托派”问题。他说：“鲁迅的原话‘发现了文艺自由论’是指我……鲁迅并没有说过我参加托派。所谓托派，其正式名称为‘共产党反对派’。即是说，‘托派’本身是共产党员。我由于未参加过共产党，所以无从做托派，也不曾单独加入托派。当然，我认识许多托派的人，但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思想上也从未受过托派的影响。”

当时瞿秋白、冯雪峰以批评胡秋原所说的征引*主义词句宣扬*主义应与“自由”挂钩，这比国民党御用文人批判*主义更具迷惑性，因而给胡秋原戴上“社会*党”的帽子。胡秋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如果认为他的思想近乎*社会主义，那可以承认，但他根本没有参加过“社会*党”，当时也不存在这个组织。如果有，也只在法国才存在。事实上是，胡秋原第一次加入国民党为1924年，次年加入CY（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因不愿做政党的工具而脱离了这两个组织。另据王礼锡在30年代出版的《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发表的《淞沪抗战日记》称，1932年2月7日上海文化界抗日后援会成立时，通过了一篇由胡秋原起草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并选出该会十五位执行委员：“左联方面当选的，有丁玲等；托派方面当选的，有严灵峰、高尔罕等；无组织的最多，亚南、秋原、龚彬、望道、存统、仲云、嗣炳、公振、馥泉和我当选。”从这一记载可看出，胡秋原并非“托派”亦非“社会*党”代表，而属无党派人士。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胡秋原（2）

左联与苏汶、胡秋原的论争是一桩公案。大陆长期以来评价不公允，没有充分肯定胡秋原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即当“留声机”）的正确意见，因而胡秋原看到1955年反胡风时大陆报刊宣传瞿秋白和胡秋原论战成绩卓著，便在《自由报》写了《在唐三藏与浮士德之间》，谈及自己的生平及与左派周旋的经过，也讲到那次论战的具体情况。此文曹聚仁读后，在香港1956年3月30日《真报》上写了《谈胡秋原》一文，称赞胡秋原在当年大论战中说的“于今真见为人敌，君是常山赵子龙”，“倒不是胡氏的自夸之辞”。曹聚仁也是自由主义者，所以他对“自由人”胡秋原的行为备加赞赏，是情理之中的事。此外，胡秋原还在1969年1月出版的《中华杂志》上发表长文《关于1932年文艺自由论辩》，对王瑶、刘绶松、丁易等人的新文学史中不符合事实部分加以澄清。他认为他那篇对瞿秋白、周起应（周扬）、舒月等人的攻击一一作答的《浪费的论争》发表后，刊有该篇文章的《现代》杂志“立即卖完，不仅非左翼叫好，即左翼之外围，如柳亚子、林庚白对我称赞，身在左联而内心极为不满的郁达夫对我表示同情，其他较年青的左翼分子对我表示好感者也有几个人，且说暗中称快者不知多少”。但大陆现在出版的某些著作仍有意忽略左联内外有人称赞胡氏文章的事实，仍武断认为胡氏是托派。如武汉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就有这样的叙述。但这种叙述只是“扣帽子”，而未提出胡氏何时何地由何人介绍加入托派的证据，因而不可信。

胡秋原对自己的论敌从不记仇。据秋石一篇文章中转述：1933年，应冯雪峰的请求，胡秋原亲自作担保，将正在遭国民党特务追捕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掩护在自己掌控的神州国光社住了下来。1942年，另一论敌——*派往鲁迅身边的“党代表”冯雪峰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董必武要胡秋原帮忙，他毫不犹豫加入了营救冯雪峰的行列。

未参加左联从何“退出”左联？

由于胡秋原在30年代揭“自由主义的*主义”旗帜，所以多年来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攻：左翼认为他是国民党的帮凶，而右翼文人却认为他原本是“左联战士”，只不过后来发生分歧而退出罢了。如美籍华人夏志清于1961年出的耶鲁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便说胡秋原退出左联后批评左联，所以才受到左联的“痛击”。胡秋原读了后觉得此事影响重大，非得澄清不可。1968年他在纽约旅途中给夏志清写了一封很直率的信，大意是：

关于你书中的其他错误，我不必批评。但涉及我的两处，有须说明者：一、我不曾加入左联，自无从退出；二、不是我受左联痛击，而是左联受到我的痛击。

我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