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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吉凶”，就是说我们只要“穷理尽性”就可以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吉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掌握它，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易》上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可以说开启了后来的宋明理学以及儒家的理、性、命话题。

北宋五子的张载，著有《张子全书》，内有《西铭》、《正蒙》等。他在书中进一步阐述“阴阳就是气”和“天人合一”理论。他还是《四库全书》中记载的最早提及《葬书》中“风水”概念的人。他的成长得益于范仲淹，范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贵人。

儒门易家简史（5）

宋史本传对范仲淹的评价是“泛通六经，长于《易》”，他不但在文学上有成就，而且于易学传世著作有《范文正公集》中《易义》一篇。该书以人事说经，将经义归结为具体的人事和史事，而这也恰恰是义理派的主要特点。他是宋代《易》之义理之学的先驱者之一。

苏轼的《东坡易传》。从儒释道三家全面展开解易。以“道”“德”连言，侧重《老子》

解易。之所以后来未受到重视，原因是朱熹受他老师程颐程颢的影响，与苏东坡学术意见相左。北宋五子中，程颐、程颢与邵雍是表兄弟关系，与苏东坡有隙，致邵雍临终亦不得相见。

苏东坡几乎是个全才，无论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天文地理、思想哲学等等各个文艺领域他都皆有所得，其学问、人格、立身大节也可称千古楷模。可惜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像苏东坡这样有个性、有才情、对老百姓也不错的官员太少了。

苏东坡认为，治学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注重培养人的软实力。

朱熹是理学的大家，也因治易而名重后世。他的《周易本义》为科举必考之书。很受皇帝器重，位高言重。他对《易》的结论是“易为占卜之书”。

史料记载：朱熹之葬，用悬棺法。术家云：“斯文不坠。”（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引《韦居听舆》，中华书局，1981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朱熹死后下葬的方式，采用的是悬棺法。为什么采用这种汉地不常流行的方法呢？原来这是朱熹的隐衷，即悬棺法可以预示在朱熹身上所体现并发扬光大的儒家文化命脉将千秋万代流传下去，永不坠落。

史料记载：朱熹的父亲请人为他择佳地，并问将来子孙是否富贵。风水家回答说，富贵不会太大，但生个小孩儿将来长大了似乎是个孔夫子。（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引《坚瓠集》，中华书局，1981年。）结果真是惊人的准确。

宋代的蔡沉为易学应用提出了一个原则：“《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南宋洪迈著《容斋随笔》，讲了许多易学原理知识和技巧，不可不读。

宋代易学形成于北宋，一直延续到清初。宋代是中国易学发展的最鼎盛时期，百舸争流。宋易分为义理、象数两派。宋易象数学派继承了汉易系统以象数解易的风气，注重探求

天道，使象数学走向哲理化。其中，以陈抟、周敦颐、邵雍等人的易学为最有影响。宋易中的象数派又以提出各种图式解释《周易》原理为特点，故其易学又称图书学。图书学于北宋十分流行，形成了有很大影响的图书学派。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以及邵雍的易学与图书学有渊源关系。

在宋代，陈抟、邵雍、司马光（著有《温公易说》，创四爻占法《潜虚占》）、周敦颐等是象数派的代表人物；而范仲淹、欧阳修、张载（《横渠易说》）、王安石等则是义理派易学的代表人物。

王安石年轻时即以文学才华出名，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后，忍不住赞叹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对王安石评价极高。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宋神宗之前，众所公认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谓；而宋神宗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可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之所以如此，变法是相当重要的契机。而王安石不善于识人和用人由此也可见一斑了。他识人眼光不准，用人度量不够，不切实际的新法（国家垄断与民争利）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怪圈。

这种结果的出现，与王安石在易学的研究过程中，义理之学与象数学的脱节不无干系。

回头想想，现在的易学研究也大多集中在理论方面，用理论解释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