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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迄今，前后颁布了两部《婚姻法》。

第一部《婚姻法》是1950年3月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行的；第二部《婚姻法》则是198o年9月10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颁布施行。两者之间，时间相差3O年。

在离婚问题上，两者的指导思想存在较大差异，旧《婚姻法》的指导思想是：没有过错就不能离婚；新《婚姻法》的指导思想则是：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

这也是婚姻法学界长期以来的两大流派之争。

第三次离婚浪潮，是在第二部《婚姻法》颁布后渐渐兴起的社会潮流，也是十年动乱后思想解放、个性复苏的表现。

不少“维持会”式的家庭，开始摇摇欲坠，人们要还婚姻本身一个说法，给自己的感情讨一回公道，同床异梦的夫妻纷纷走上法庭，寻求一个并不圆满但可能满意的解脱。

第三次离婚浪潮在8O年代还比较平稳，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人们感情的不能承受之轻或不能承受之重，所以更富人性的色彩和“正常”的意味。

进入9O年代以来，无论其质还是其量都迥异于以往，商品经济的全方位介入，西方性开放观念及其生活方式的日久浸浮，物欲的膨胀和心灵的空虚，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推波助澜或者为浪潮裹挟，乐意或者不乐意，潇洒或者不潇洒，在婚姻“下海”中，走一回或者走几回。

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既然一夫一妻制不是以自然条件、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我们当然应该更多地从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来看问题。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妇女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导致了离婚率的节节攀升，而且越是高收入、高知识结构层的女性离异者越多。

女性经济上的独立使得她们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自身素质的提高，又使自信心空前高涨，对配偶的要求也有了相应的水准，对低质量的婚姻状况当然不能满意。1992年，据最高法院统计，提出离婚的70％是女性（这个包括协议离婚）。

与此对照的是男性世界变化的缓慢，这种性格角色发展的相对停滞，使男性在婚姻失败中承担的责任不仅不再具有以往的价值，且容易让女性轻视。

数千年来，男性的潜能在社会各方面得到充分发掘的同时，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却如同一个被宠坏了、结果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如今面对女性群体的崛起，男性固有的心理优势正慢慢缩小甚至消解，这使他们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相信外在的依附——比如金钱、权力和手段，等等。尤其在商品经济时代，女人在通常是男人呼风唤雨的地方也如鱼得水时、男人的失落和焦虑便是双重的了—一既在家庭，也在社会。这导致其或卑琐小气自甘沉沦，或一有机遇便名利财色样样都要，结果砸得头破血流。

与这些男人纠葛，女人深失价值感，于是只好分道扬镳。

导致离婚潮愈演愈烈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相对变化的失衡，还在于商品社会里，无论是金钱的秘密，还是人的需要，都得到了“尽善尽美”的挖掘。如果一个人稍稍正视现实，他便会发现，寻求物质的保护和支持已成为时代的信仰。

在所有的族类中，人依赖他人或他物的时间和程度远远超过其它动物，没钱的人依赖有钱的人，有钱的人依赖更多的钱。更多的钱需要更多的人去花。这种“生物链”缺一不可。

女人A说：“做得好不如嫁得好”，女人B什么也不说，干脆直接去傍大款。A　可能瞧不起B，却冷不防（其实防也防不了，因为你防不胜防）被B打了个措手不及，“围城”内外，就不可避免发生一场又一场激烈的厮杀，其结局可能是B取代A。问题是，硝烟未散，B很可能又依稀看到C的出现了……这个金钱打成的“生物链”真可谓环环紧扣啊，容不得人有半点喘气的悠然。

而“傍”金钱的男人，一旦离开所依赖之物，失去安全感。马上就萎缩了，甚至面对最亲近的人也不敢表白自己；而一旦拥有更多的金钱，又感到自己无所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滔滔不绝。这种男人对傍自己的女人的需要，骨子里是为了使其“傍”金钱的心理不致过于倾斜而已——“瞧，我是金钱的奴隶，可也有人是我的奴隶啊！”

就这些男人女人来说，婚姻已泾渭分明地分裂为不同的成分——性爱方面、金钱方面、社交方面、工作方面，等等。

每个方面都有不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