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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他像个老师,在给学生作文做批语一样,说:一次被迫离开,两次主动辞职,有自知之明啊。我不知道他话里的意思,兴许又在嘲笑我一个保姆还非得强撑一脸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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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问到我的文化程度,我直接交给他毕业证书,他打开一看,神情很诧异,问我:一个高中生有很多工作可以选择,为什么做起保姆了?我回答说,在城市找工作都得要经验,我在乡下读书时只学会家务活,算是经验吧,也曾想换个工种,可没找到机会。他摇头说经验都是学来的,你这样怪可惜的。口气跟当初刘先生说我时一样,带着同情和遗憾,而我那时候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这种表情,别人的怜悯唤醒我内心的自卑,高考的阴影不自觉地蒙上心头,感觉很痛。
他终于谈到了正题,说工钱不低,活也不多,但有个条件,不要打听保姆身外之事。这条件让我想到胖婶说那妹子始终守口如瓶的话来,即便在她离开时,也不透露一点雇主家的情况,可见这条件要求很严格,至少那妹子是做到了,否则也不能拿到一个局长的私人手机电话,那官衔可比县长大得多。条件要求严格,却很合理,不管在平头百姓家,还是官商家,保持保姆本分,不乱嚼舌头根,安分守己做好本职工作,是对一个保姆最起码的要求。我的回答自然很果断,因为自己向来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不光做保姆,做人也这样。
我所关注的是:眼前这男子跟那局长到底是何关系?父子吗?为什么他只字未提那局长?第一次接电话之人就是这男人吗?那次电话里,是对方无意中透露了局长身份,否则我还不知道真正的雇主是位政府官员。可是官位再大,也就是给家里找个保姆,属于私事,不是政审啊,何必这样兴师动众的,自己反而不出面,难道是官员将工作中的习惯带进了私人生活?
反正让我一头雾水,给人做保姆,居然不知道雇主是谁。
男子嘲笑一声道:你的眼光已在关注保姆以外的事,我能信你吗?
我一听赶紧低下头去,没想到这男人也像冼老师那样,能察言观色,看到人的心里去。
见我紧张的神态,他口气才轻柔了些:没关系,有些事到时候你自然会明白的,别多嘴就行。
谈话期间,男子接了几个电话,每回都答一句:正开会。就关了,我觉得这谎言太低级,哪有会场响音乐的?除非追悼会。
男子的咖啡也没喝几口,起身离去时叫我等他电话。临走前交代,让我自己上医院体检去,费用到时候凭单据他给钱。在他走后,我才喝了一口果汁,很甘甜,难怪价格贵,我一口气喝进肚子里,回味那西餐里的洋味儿,也不枉来此一回。
阿莲的故事 99(1)
回到老太太住处,胖婶的嘴巴就闲不住了,老打听那对方到底是什么来路,是不是局长家请保姆。我只告诉她自己见的是个年轻男子,别的自己一无所知。胖婶摇头不信:乖乖,你这二百五,还没进人家大门,就长心数(心眼)了,大干部家请保姆也不能跟外头讲?
老太太倒是没像胖婶那样大惊小怪的,她讲到过去北京请保姆的大都是干部家庭,她的子女也认识一些安徽籍高干家庭的子女,那样的家庭喜欢在老家找保姆,从不在外招摇。老太太本身就是随军人丈夫北上的家属,听胖婶说是师级军官,战争年代里,丈夫南征北战,把老太太一个人搁在老家,直到解放才把妻子带出村子进了北京城。胖婶后来也告诉我老太太当初听小倒戏里的陈世美心情不好,也是因为丈夫随部队走南闯北时做过负心郎,但终究没有抛弃乡下的妻子。因为自身就是干部家庭,老太太觉得官家请保姆不大喜欢上中介找很正常。
胖婶又问起老太太,在北京,局长是多大的官?老太太虽说是村妇出身,可毕竟也是师长的妻子,对官场还是有所见闻的,说自己大女儿的公公也曾坐过局长的位子,相当于巢湖市市长。胖婶一听就咋呼上了:妈啊,那比县长大一倍呀!
回头想想,村民眼里的父母官——县长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所谓衣食父母嘛。而实际上,同级别的处级干部在北京大都是自己蹬脚踏车上班的。那时候一听到相当于市长的官位,我也感到吃惊,跟胖婶比较,我算个读书人,可对官府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最低层面上,和胖婶没什么区别。市长只能在电视新闻画面上一睹风采,直接迈进家门,那门槛未免也太高了点,能不战战兢兢吗?我倒是理解了为什么那妹子对雇家只字不提,换上我,就算知道,同样不敢透露半丝信息。
中国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