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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以前日本和西方曾获得它的大豆、桐油和其他农产品，共产党集团地区购取的数额不到总数的2　％。这时中国的贸易主要是同后者进行，而重视进口机器设备等重要货物。

对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斗争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动员全国力量，包括一小层为数约10　万的技术、专业和学术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过去大抵是倾向西方的。党的领导人乐观地相信，他们的领导和主张到这个时候已经把这群人重新教育好，“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但党的领导人也显然感到关注，有一大群年轻干部参加的党的新机构已经使思想生活窒息，他们对待老知识分子专横霸道。因此在1956　一1957　年发动了运动，来对付知识分子和干部这两个重要的部分。

1956　年初，党在城市知识分子中发动了一次运动，以便保证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充分贡献力量。为此就要设法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让他们能接触更多的外国书刊，有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更多的主动余地，同时让他们在思想上“改造”他们自己，使他们能有大批人符合党员的条件。1956　年5　月，开展了比较自由地批评干部和官僚主义的运动，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权威口号。这不是要求人们自由发表意见的嚓亮的号角声。批评不能越出不言而喻的界限，即必须完全忠于党的最终决定的权威。这将是按照帝制时代“忠谏”式的御史传统，而不像是西方的那种“忠于国家的反对派”，后者虽然仍旧忠于国家，但可攻击现现政权的政策。

在尽忠的范围内培养生动活泼的思想，这是一种巧妙的手法。匈牙利人在1956　年10一11　月闹事和俄国对他们实行镇压时，中国正好也出现不满的迹象。在这之后的1957　年2　月，毛在党内发表了他那关于矛盾的学说：有些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现政权与其国内外“敌人”之间的矛盾；有些则是“非对抗性”的，正常的并且是可争论的，例如官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范围内，他显然希望运用他那“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能使如何执行政策的“斗争”继续健康而有节制地开展下去。正如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那样，这辩证过程需要展开批评，然后再去对付它，让极端的意见发表出来，通过公开辩论来加以处理，以便发现错误，加以纠正，也便于发现吹毛求疵的人并把他们改造过来。（“人民”中间的任何人，如果显得吹毛求疵和怀有二心，便可列为“敌人”，加以压服。）毛在3　月间估计，在500　万左右的高级和普通知识分子中可能有1　％　到3　％的人是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敌意的，而大多数人不过是需要从运动中获得教育罢了。情况不久就会使他失望。

1957　年4　月宣布的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终于引起了知识分子积之已久的百花齐放的批评。经过一年的反复邀请，知识分子和优秀的专业人员终于公开出现不满情绪的惊人洪流，他们不满中共的极权制度，以及它的思想、目的和方法。这种广泛而根本性的批评在1957　年5　月使党感到诧异和吃惊。过了五个星期就把它停下来了。

同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遇到了甚至更加严重的问题，即如何控制那批执行政策的庞大干部队伍的问题。发展工、农业的两个运动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股巨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不仅承担了对物质条件的斗争，而且也承担了在党干部的指导和敦促下对倔强的人物和人性的斗争。

这批积极分子队伍的迅速成长，可以由党员人数的增多表明出来——从1949　年的400万增至1961　年的1700万。此外还有共青团（1959　年约2000万）和少先队（1962　年约5000万）。做党的工作需要有这么多的人，但他们大部分未经锻炼又缺乏经验。有4　/　5　的党员也许没有受过中等教育。刚受过政治教育的年青干部，虽然通过自我批评在学识上获得了威望和当领导人的资格，但可能容易犯“盲目乐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命令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经验主义”和“盲目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不是通过讨论、说理和说服的方式去向农民进行工作。干部们听了毛的思想见解和学习了党的路线之后，发动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但要他们办起事来能够保持克制和明智，或者避免犯贪污腐化和虚报情况的错误（这在过去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官民关系的特点），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农业集体化过程的进展是不平衡的，当地曾发生相当大的磨擦，给上级的报告也是过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