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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的领地内采取行动予以配合。1963年4月2日，英国警察在南非便衣警察协助下，搜查了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马塞卢总部，逮捕了13名成员，并抄走了全部文件。但是，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勒巴洛却机智地逃脱了。从这以后，这一组织的领导权开始由驻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国外代表团行使。命令从这里送往迁到巴苏陀兰偏远山区的总部，再设法躲过南非警察的封锁输入国内。

到1964年中期，司法部长确认共有202名波戈成员被判处谋杀罪，12名成员被判为企图谋杀罪，395名成员被判为破坏罪，126名因非法离境而判刑，另有820名波戈成员因参与地下组织的活动而被判罪。波戈是南非黑人运动中第一个采取针对个人的暴力行动的政治组织，同时也是60年代最活跃的地下组织。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激进的策略和积极的行动，泛非主义者大会在60年代初受到更多的非洲人支持。“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在非洲人中举行民意测验，发现泛非主义者大会得到57％的非洲人的支持，而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只有39％。

由于指挥机构先后遭到严重破坏，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军事组织除小股仍在国内开展破坏活动外，领导机构和主要力量多转移到国外，准备长期的游击战争。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于镇压的加剧、领导人的被捕和指挥机构的转移，南非国内的黑人群众运动处于低潮。

在罗本岛，曼德拉被关在一个7英尺见方的单人牢房，牢房里惟一的摆设是地板上的一床草垫和两条毯子。由于曼德拉是受世界舆论关注的知名人物，监狱当局总想装模作样，以“讨好”曼德拉。如他刚到岛上时，监狱当局提出要给他特殊伙食，但曼德拉严词拒绝，一直与难友们同甘共苦。直到1973年他患高血压以后，他的伙食才改为无盐食物和牛奶。在监狱里，曼德拉还通过国际社会与红十字会向国际舆论揭露狱吏折磨摧残政治犯的罪行，要求国际社会向南非当局施加压力，以改善南非政治犯的条件。因为他是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如果提出个人要求会很快满足并得到照顾，但曼德拉每次总是为全体政治犯说话，在会见外国来访者的时候，总是要求他们注意全体政治犯的非人道待遇。

曼德拉的入狱对温妮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她不得不忍受数不尽的诽谤和污辱，经历各种苦难和危险，生活在孤独和寂寞之中，同时还要想尽方法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她至今还不能忘怀那最难受的开始时间：

纳尔逊入狱后的头几周和头几个月，我简直像生活在地狱里。孤独、寂寞比担惊受怕更糟糕，它是人的肉体和心灵所能承受的最痛苦的灾难。当你突然意识到，一个如此超众不凡的人——你只是这个人的影子——从你身边被夺走时，你会感到自己孤身无援。他是我力量的支柱。我摸索着前进，试图适应这种生活。那是极其困难的。在那段时间，对我帮助最大的是那些充满友爱的信。我六个月没有看到他，而这期间，他只被允许写一封信。我反复阅读这封信，直到这最初的半年终于熬到了头。

当时，曼德拉等人为重犯，只允许亲属每半年探望一次，每次30分钟，探监者与犯人不能有任何接触（包括拉手、亲吻）。此外，犯人每半年才能给家人写一封500字以下的短信。1965年，温妮受到一个更为严厉的5年管制禁令的约束，不许离开奥兰多镇。因此她失去了儿童福利社的工作。此后，她不得不到家具店当推销员，在洗衣店、修鞋店做工。1966年，当局禁止她“准备、编辑、出版、印刷或传播任何文件、书籍、小册子、记录、标语和照片”等。这一年，当她去罗本岛访问曼德拉时，为了在许可证到期之前赶到那里，她没有坐火车而改乘飞机。为此，她被指控违反了探监规定。

1967年7月9日，温妮到罗本岛探望曼德拉。上岸后，她径直走到候见室。这里气氛阴森，而且很压抑，有三个军官来回巡逻，另有一位守在门口。窗台上有个很大的烟灰缸，是用贝壳做的，里面扔满了烟蒂，旁边的两个厕所又脏又臭。那位军衔高一点的军官像以前一样警告她：“你只能谈家务事和孩子，不能谈别的，不能谈政治问题。如果你们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你的探视就要被打断。”过了一会儿，他喊道：“曼德拉夫人，你可以进来了。”

然后，在3名看守的陪同下，他们开始通过耳机对话。中间隔着一块厚厚的玻璃，双方都难以看清对方。曼德拉仍是那么开朗，对孩子们的成长特别关心。那一年，津荠7岁，津妮8岁。温妮为了让孩子上学，找了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