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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不同，更不见得能让他买帐，所以托了好些人向朱光第苦苦相劝，却是徒费唇舌，一无效果。

说客也有好有丑。好的听了朱光第持正不阿的言论，面有惭色，改容表示愧歉，自然心无芥蒂，丑的却以为朱光第无事生非，不通世故，过去的上司给面子请他‘高抬贵手’，居然不识抬举，岂不可恨？因而悻悻不免有些不中听的话。朱光第一笑置之，但躲在屏风后面窃听的家人，却大为不安。

于是他的长子朱祖谋便婉言谏劝。朱祖谋长于文学，拙于言词，又在严父面前，更加讷讷然不能出口，一句‘明哲保身’还未说完，便让朱光第喝住了。“你‘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怎么说出这种话来而且，我也说过不知多少次，你读你的书，不准你干预公务，何以又来多事？我看，你回湖州去吧，明年乡试，也该好好用一番功，莫等到临阵磨枪。”

湖北多盗，朱祖谋自然不放心老父在此烦剧艰险之地。无奈朱光第认为他在衙门里，一方面可能会被人利用，怂恿’大少爷‘包揽是非，说合官司；一方面又认为朱祖谋住在衙门里，所见所闻的是非太多，一定静不下心来读书，自误前途，所以逼着他收拾行李，派老底下人送回湖州上疆山麓的老家去闭门用功。

王季福当然要解送省城。这一案成了京山县的新闻，茶坊酒肆，无不谈论，因而也有许多谣言。朱光第有耳目在探听，所以这些谣言无不知悉，其中离奇不经的，可以置之不理，但有一个说法，却不能不引以为警惕。

这个说法是：王树汶真正的身分，只有等王季福解到省城，父子对质，方能水落石出。所以王季福成了全案的关键。如果这案一翻，从原审的通城知县到武昌府，南汝光道及湖北臬司，都有极大的处分。因此，上下合谋，预备在解送王季福时，中途劫人，搞成死无对证的情势，这一案方可以维持原审。

胡体安可能会动手劫去王季福，是在朱光第的意料之中。说上下合谋，也就是说有官员庇护胡体安打劫，似乎荒唐，可是，任恺将这一案既然看得如此之重，则此荒唐的传说，亦不是全无可能。

因此，朱光第特别慎重，起解那天，派了二十名得力的’小队‘，夹护王季福所坐的那辆骡车，沿大道直奔武昌府，规定迟行早宿，一路赶到武昌。

一到武昌府就不要紧了。押解的典史格外小心，进省城虽已天黑，却仍旧到首县江夏县去投文，要求寄押犯人。

江夏县的刑书，接过公文一看，写明的是‘解送人证王季福一名’，当时便摇摇头，将公文退回。

“四老爷，你也是懂规矩的，明明是证人，怎么说是犯人？牢里是关罪犯的，不是犯人，怎么可以收监？莫非真的王法都不要了”

县官称大老爷，下来是县丞、主簿，未入流的典史排到第四位，通称‘四老爷’。四老爷专管监狱，所以那刑书说他‘也是懂规矩的。’规矩自然懂，原是有意蒙混，既然混不过去，还有计较。

“那么，请在贵县班房里暂寄一寄。应缴的饭食银子，我照数奉上。”

如果先就按这个规矩做，没有办不通的道理。江夏县的刑书气他懂规矩不按规矩做，便冷冷答道：“这要得罪了这件事我做不得主，要问我们四老爷，天这么晚了，我那里去寻他？相国寺前，多的是客栈，那里不好住？”

那典史无奈，只好找了家客栈住下。第二天一早到臬司衙门投文，吃过亏，学了乖，低声下气跟那里的韦办商量，无论如何要将王季福接收了去。不然住在客栈里候审，光是护送的那二十个人的食宿，就赔累不起。

总算遇着了好人，臬司衙门书办帮他忙，办了一道公事，将王季福发交江夏县看管。这一管管了十天，臬司衙门才‘挂牌’，委派武昌府知府王兆兰，候补知府马永修复讯。

到了第二天开审，先提王季福，照例问明姓名、年龄、籍贯。王兆兰先就提出警告：“强盗不分首从，都是部里公事一到，就绑出去杀头的罪名。你要小心，不可以冒认，冒认一个强盗做儿子，是丝毫好处都没有的，将来追起赃来，有你的苦头吃。”

王兆兰的话是在恫吓，暗示他不可相认，否则必有祸事，然而王季福是老实人，听不懂他话中的意思，只连连答说：“王树汶是小人的儿子，错不了的。”

那就只好让他们相见了。将王树汶提上堂来，到底骨肉天性，王树汶向堂上一望，便扑了过去，父子相拥，号啕大哭。

“拉开来”王兆兰喝道，“假装是瞒不了人的先将王树汶带下去。”

差役上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