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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应该算是一部商业条款，这部商约的签署，比之《江宁条约》之流的政治条款内所提及的割地、赔款比较起来，有三处环节更加糟糕，可称是贻害无穷。

一鸦之前，中国与英人做商业上的接触，只在广东一地；战后新开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四口通商，其中广州原有历年出入口货商税征收旧制，英方不愿意照旧章办理。根据《江宁条约》第十款所定：‘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也就是说，新开的五口通商之地，都要做新一轮的，针对征税章程、则例而进行的谈判。这其中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到了转年，外商来华贸易，五口进出口货物，均须照新章征收税金，所以在时间上，完全无从延缓。

双方开始谈判不久，以两江总督挂钦差大臣衔的中方代表伊里布就病死在了广东，道光又派耆英赴广东办差，这时候已经是道光二十三年的五月，距离广州正式开埠，接纳洋人货船入港，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可谓是紧张到了极点。

耆英带同黄恩彤，咸龄两个与英人交涉，中方的基本原则是重在加增税收、提高税率。英方主要在打破昔日一切陋规，取消各样苛索名目。

在耆英之前的伊里布，与英人交涉的时候，犯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他居然允许朴鼎查派遣的马礼逊、罗伯特代表英国，出面参与议订中英通商税饷章程——订定税则是中国主权，此端一开，等于是在无形中丧失主权

这一方面是清人不懂得这等国际关系法中的游戏规则，另外一方面，英国在扩张主义思想之下，又是战胜国，但凡强权行为，亦必优为之。

到了耆英接手差事，情况未尝有丝毫好转，这还不算，英国人借题发挥，又从中国人手中拿走了两项特权。第一就是治外法权——等于是丧失了司法管辖权；第二就是单方面的给予英国人‘最惠国’待遇，中国片面输送特权利益，英国却不会给予中国任何可交换之好处，也就是史家所熟称的丧失另一种主权的行为。

其实，中英间之开议海关税饷章程，中国无意中丧失海关订立税则主权。此若视为一次偶然疏失，由于只是一种实际行动，未尝不可以当作特例，下次则不必邀约外国官员参与订定税则，其事亦可消弭于无形。

中英间正式签订商约之件，为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英双方代表在虎门所签订之《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包括政治条约之《江宁条约》，以及此次之《虎门条约》，均未明订英方可以参与中国海关税饷之让订特权，中国若在外交上坚持条约，实仍可摆脱枷锁。

坏就坏在随后和美国人签署了《望厦条约》中的相应款项，又给英国人看到了机会。

第105节读史惊心（2）

在中英商约完成后不久，耆英完成使命，返回两江旧任。但又有美国使节佳乐伯？顾盛来华，要求建立通商关系。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到澳门，原在来华途中已由美国领事布鲁斯？福士传说要上北京面见皇帝。道光皇帝不得不再派耆英到广东，亲自与顾盛议约。

其时耆英仍带同黄恩彤与美方代表顾盛、彼得？伯家、埃里克？卑治文等议订中美商约。后来于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在望厦签订《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是为正式名称。而一般习称，称为《望厦条约》。

《望厦条约》中一项并不十分显要之条款，即第三十四条所定者，却在中外关系上被英国利用，终于导致后来的恶果。

这条款项是这样的：“……合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又和约既经批准后，两国官民人等均应恪遵。至合众国中各国，均不得遣员到来，另有异议”

当时中英之间条约，并无任何修约的条文，只是见到美约之中有十二年修约规定，根据中英《虎门条约》所定最惠国条款之权利，常为英国外交官引用，并用‘善后条款’之名，而不称《虎门条约》。英国可以借此援照美约向中国要求修约。

于是，英国外相克兰顿给香港总督包令发电报，要求他通知身在北京的驻华公使文翰，向中国提出修约要求。要求修改条约中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准英人随意往来中国内地及沿海各城。二、确定鸦片为合法贸易。三、进出口货物不得征收内地通过税。四、英使如欲与内地督抚会晤，须立即接见。五、肃清中国沿海海盗。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