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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在学校教孩子杀人、偷东西。这不是教师的“言论自由”。

考察当时公立学校的进化论教育，可以看到，它的某些重要内容是“明显侵犯公众利益”的。而当时的大多数人，不仅对此缺乏应有的警惕，他们自己也是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进化论科学”照单全收地接受下来。在为罗伊伯辩护的时候，戴洛坚持罪犯不应该为谋杀负责的原因之一，是犯罪来自于遗传，“我不知道他的多遥远的一个祖先传给了他这样堕落的种子，我所知道的是，那是事实。而世界上没有一个生物学家会不支持我的说法。”对此，布莱恩一针见血批评说，假如通过对孩子的教育，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被普遍接受，那么，“自由意志（free　mind）将被否定”，“这个世界有关责任和道德的信念，将会受到威胁和摧毁。”

布莱恩认为，除却当时的进化论内容违背了“不得明显侵犯公众利益”判定，还侵犯了该法律判定的，家长有保护自己孩子的宗教利益的权利。此外，布莱恩在这个案子里要求人们思考“科学”本身的界定方式。什么是科学，而什么不是科学。

这个案子很容易给生活在美国之外的人一种错觉：是宗教和科学在争夺教育阵地，保守的南方是想以基督教“创世说”来取代进化论教育。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根本做不到。在美国历史上，虽然很多地区的民众希望学校有宗教教育，也不断有少数人在作出尝试，但是，美国政教分离的原则，明确规定公立学校不准教授任何一种宗教，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某一种宗教。必须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反对宗教，而是它吸取了欧洲和早期北美英属殖民地宗教迫害的教训，禁止多数人利用公共资源推行某一种特定宗教，而排斥或者迫害少数人的宗教。

1967年，田纳西州取消了《布特勒法》；196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所有类似的反进化论立法为违宪，但是，必须同时看到，40多年后的60年代末，不仅进化论教育本身已经进步和改观，不再包括那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容，而且，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少数族裔的立法，都已经在美国逐渐完善。而这个案子涉及的许多重大议题，直至今天，也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不是一句“科学反愚昧”，就能一言而概之的。

戴洛律师一开始是《巴尔蒂摩太阳报》的名记者曼肯要求他介入此案的。曼肯承认，他是带着偏见来戴屯的，他想象中这一定是个“肮脏的南方村子，黑人在懒散地打瞌睡，猪在房子底下乱拱，而住宅里不是蛇虫百脚，就是乌烟瘴气”，可是当他来到戴屯，他看到的南方小镇“不仅迷人，甚至是美丽的”，这使他“吃惊”。根据当时的现场记录可以看出，大多数戴屯和田纳西州人对待整个事件和其中之争论，就如同他们引入这场“审判”的方式一样，带着轻松的心情。他们编了许多诙谐幽默的乡村歌曲，调侃自己是不是“猴子变的”，报纸上刊登了大量漫画，多与猴子有关。在审判期间，一名女士天天把自己的一只宠物猴子带来，替它每天换一套新的衣服。庭审期间，人们的注意力都在两位全国闻名的雄辩家身上，把被告斯寇普几乎遗忘了。斯寇普那几天在干什么呢？那几天他在顶替一位临时有事而离开小镇的记者，代替别人写审判的报道，有空的时候，他还和协助检方工作的、布莱恩的律师儿子一起游泳，相处得十分愉快。小镇跟过节一样热闹。而不论审判前还是审判后，田纳西州都没有停止教授进化论，当时也根本找不到没有进化论的生物学课本。

第二部分　走路（二）重新审视猴子审判案（5）

六

布莱恩的突然逝世在美国底层民众中引发了极大悲伤。他毕生为“普通人”疾呼，拖着病体发出最后一次呼吁后，无声地死了。一列专车载着他的遗体前往首都，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一路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列队铁路两旁致敬。戴屯人伤心痛哭。他们已经把他当作小镇的一员。1930年9月，在斯寇普教过书的中学旧址上，办起了以布莱恩的名字命名的私立教会大学，校园今天扩展到了100英亩的山岭。小镇人年年纪念这个审判。在35周年的1960年，当年的教师斯寇普重访小镇。他坦白说，他其实并没有资格成为“被告”。他是生物教师，可也兼教体育。为了让学生多练球，他自作主张跳掉了许多课，结果，进化论也就跳过去了。他根本就没有讲授过进化论。可是，谁也不认为这是重要的。斯寇普和那个《布特勒法》一样，只是一个象征。

戴屯人就这样把自己“标上了地图”。而引出的恒久思考，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