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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老先生的轶事，他比谁都知道得多。可称是北大的活字典。这还不算，有人说他会“铁马甲”。什么叫铁马甲？就是他有两块铁瓦，绑在腿上，可以日行三千，夜走八百。即是社会上所常说的“地仙”，也就是《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戴宗。大家虽如此传说，不知道他试验过没有？比起上面所说的飞毛腿，特别快等，又有仙凡之别，又厉害得多了。在西斋的时候，老想去访问他一次，总也没有去作，真是一件最遗憾的事。无论如何，他总算在北大过了一辈子，不只是人瑞，简直可称是“校宝”。若照邮政局的章程，他这一笔养老退职金，就很可观矣。但不知道这位仙家，现在是否仍还健在，或者已经跷了辫子。

还有西斋的两位门官老爷，一胖一瘦，好像都姓王，都有麻子，也是一肚子的历史。据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有西斋以来，他们就当号房，所以凡是西斋出身的名流，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还记得他们述说住过西斋的人物，最早的是吴景濂（*初年众议院议长），其次是刘哲（张大元帅时代教育总长），最后才是党国要人罗家伦、傅斯年等。他们又说到陈公博先生，是住东斋住西斋，我已记不大清楚。可惜每逢夏天，他们在门口围坐“说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笔记下来，否则留到现在，也是很好的学生外史的材料。每天早晨阅报室的几份报纸送来，他们总是在号房先睹，遇到有人事异动的消息，常看见他们指指点点念叨地说：“这不是住某号的某先生么？”有时还附带的讲上某先生一段笑话或故事。我觉得就凭他们的记忆力，也就可以。但在我脑筋里的印象，一点没注意他们是现代历史家，只感觉得他们是斋子里面几百人的主宰，手执生杀之大权。每个人的喜怒哀乐，都系在他们肘下所挟的账簿内或口头上。夸大点说真同生死簿差不多。按寄宿舍每天送两次信，每次都有百十来件，由他们两位总收分发，平信只拿在手里，随便扔在门内或放在桌上。挂号信则情形严重了，依着号数，都夹在簿子里。最妙的是他们的表情，如没有你的（挂号）信，他必板起冷冰冰的面孔，就是碰见，无论你怎样与他行注目礼，他连睬也不睬。如有信的时候，他必笑眯眯的对你说：“某先生挂号信，打戳子！”这无疑义是家款汇到，好像他先替我们高兴似的。这时我们愉快的心情，丝毫想不起家中筹款的艰难，与汇兑的不易，只觉得交信的人是最可感激的，不知应如何向他道谢才好。他们这种表情，不知是故意的，还是偶然的？最初我对他们不理睬的态度，非常生气，以为有没有信是另一问题，为什么要板起面孔？后来的经验，才知道他们那种作法，非常的对，实在大有经纬。因为有两次，他们也同样笑嘻嘻的对着我，未了说出“没有你的”。这种失望较看他们的铁冷面孔，其难受还要加若干倍。有如满腔热意，突然浇上一瓢凉水，又好像由他们口中，判决了罪刑。于是后来每逢他们挟着簿子进来，我便假装没有看见，专等他来叫我。在那时连年战争，交通阻塞，一年半载，接不到几封信，凡是外省同学，恐怕大多数都与我一样怀着盼望的心情。因为每信必挂号，挂号必定寄钱，这钱便是由他交给我们，焉能不对他表示敬意？还有不盼望挂号信，而期待情书的朋友，他们又生了翅膀变成美丽的爱神，这些同学，真似热锅上的蚂蚁，还没有送信时间，便老在号房门口打转，留连。有时由他们粗黑的大手，递上一封带花带颜色的信，同时并作一个会心的微笑。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无论规矩，浪漫，都在他们脑子里。当然哪，接待室朋友的性别，信封上颜色的荤素，电话中声音的粗细，没有一样能逃得出佛爷的手掌心。若以他们来作舍监或兼训育，我想那是再适宜没有。也如北京人尝说地面上的警察一样：“只有他不管的，没有他不知道的。”实在一些也不错。说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说他们是执掌好几百人生杀之大权，无论从心理上，事实上，决不是过甚其辞。至少在我个人，是这样看法。

唉！西斋的故事太多了，说几天也说不完，写几本书也写不尽。我只觉得离开西斋，好像昨天的事，怎么一梦之间，彼此的感情，便这样疏远？我还以为无论里面的人和物，以至大树小草，无一不好，没有一样东西不可爱，不令人留连，这或许就是中国旧俗所说的乡土观念。但可惜不能再去住，即使有这种机会，而一般朋辈与夫环境空气，都已变易，也就没有多大意味了。正如《奇冤报》里张别古说的：“老了老了，可就不能小了。若要小了，他就费了事了。”所以不是它的一切与前不同，实在是自己的环境，改变太大。孔老夫子所叹息的：“逝者如斯夫”！吾知之矣。“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