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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科四年，听过许多教师的课，而印象最深者为胡适之、陈百年、梁漱溟诸先生；其次为朱经农、唐擘黄、燕树棠、何海秋诸先生。亦听过傅佩青、徐炳昶两先生短时期的讲授。他们都是学识丰富，各有自己的见解与心得。但在教学方面，则多不相同。陈先生对于教课，准备极为充分，每教一课不但内容充实，而且条理井然，好像一篇完整的论文；惟其讲话很快，声音又低，使人不易听懂。梁、傅、徐诸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均有创见，但他们不长于表达。学生听不懂时向之询问，其答言亦不为人了解。梁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识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各课，有甚多的创见。尤其讲儒家的所谓“仁”，我最钦佩其见解正确。但他甚不长于言辞表达，文字亦欠流畅，每于讲解道理时，不能即行说明，常以手触壁或敲头深思。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邀本班一个国文很好的陈君（忘其名）坐在前排笔记，经他加以核正后付印。唐先生教的高级心理学，真是与高级的意义名实相符。他讲的道理很深，好些地方与佛学里讲心理的内容相似。当时我常感印度人能于数千年前懂得高深的心理学，真是奇迹。但唐先生用英语讲授，我们班上很多人英文欠佳，故该课进行的很慢，学生获益不大。朱、燕、何诸先生讲解都甚清楚，但所讲的义理都很浅近，与课本的内容无多大的差别。在上述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他每授一课，我们都能了解，而且发挥道理之用语繁简，恰到好处。我以后到美国上学，先后进过五个大学，听过十几位教授的讲，只有意利诺大学政治系主任嘉莱尔先生，其讲课内容之丰富，表达之高明，可与胡先生相伯仲。

光阴过的真快，我离开北京大学，已近五十年了，许多往事已记不清。上述诸事尚能忆其梗概，但拉杂陈述，不成体系，故题之为琐忆。如有不符事实之处，尚祈阅者指正。

………【第六十二章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青年蔡元培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候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