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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现在，“我们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②赫鲁晓夫所讲的只是苏联的公社，也没有指名批评中国。但是，美国人直截了当地说，赫鲁晓夫的讲话是针对中国的。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分歧（2）

赫鲁晓夫的讲话发表之后不久，即7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就在头版刊登了一则关于赫鲁晓夫批评整个公社制度的华沙电讯，认为赫鲁晓夫的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该报驻华沙的记者甚至说：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

毛泽东很快就得知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和《纽约时报》的消息，并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

显然，毛泽东不赞成赫鲁晓夫的讲话，认为赫鲁晓夫在指桑骂槐，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他开始把赫鲁晓夫和美国人对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到一起，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对彭德怀的严厉批判。

此前，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各国，并在莫斯科会见了赫鲁晓夫。从国外回来一个月的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彭德怀的批评使毛泽东很不高兴，恰好这时毛泽东得到苏联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议论纷纷的报告，说的都是中国的困难，专挑毛病讲，其结论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严重错误。尤其是在彭德怀写信4天之后，赫鲁晓夫在波兰批评人民公社得不偿失。毛泽东很自然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怀疑彭德怀在国外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是不是与赫鲁晓夫有勾结？结果，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的时候，把话讲得很重，而且感情冲动，语言激烈。他说，彭德怀这次是闻了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法的气味，是从国际上取经来了，捞了资本来了。有人甚至怀疑彭德怀第二次同赫鲁晓夫谈话有问题，因为当时只有他们俩人，大使馆的翻译并不在场。

于是，毛泽东决心向全世界作战，包括中国共产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8月1日，毛泽东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写了一封短信，并将上述材料和他写的批语送给王稼祥。毛泽东在批语上写了几句驳斥赫鲁晓夫的话。毛泽东还表示，他打算写一篇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他认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①

邓小平亲历“聋子对话”（1）

1。　邓小平亲历“聋子对话”，毛泽东称代表团做了一件好事

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3月9日，中共中央回信苏共中央，同意举行两党会谈，并且表示：“一次谈不完，可以多谈几次，可以多举行两党会谈。”会谈地点，可选在北京，也可以在莫斯科。在收到中共中央的复信后，3月30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说赫鲁晓夫不能到中国来，遂将会谈地点定在莫斯科，并邀请毛泽东去苏联。但在此前，毛泽东就已经向苏联大使明确表示过，他现在不准备去莫斯科访问。

也正是在上述来信中，苏共中央提出了中共难以接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为此，6月14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作了答复，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共二十五条。中心思想是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强调了革命的不间断性和彻底性，批评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以及“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观点。中共中央在复信中说，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攻击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就没有权力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回答他们。“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现在，“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发表你们的文章那样，也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