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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宁愿让自己的酒庄被大火烧掉半边，也不会向紧邻的罗斯柴尔德家借水泵。实际的情况是他试图掩盖自己德瑞夫斯分子倾向的秘密；而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掩盖起来，是因为如果被当成德瑞夫斯分子，他要付出不小的社会代价。德·杰尔曼特斯公爵就付出了这种代价，当他参与赛马俱乐部的总裁竞选时遭遇了失败，原因就是他的妻子“是德瑞夫斯分子接待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而且有时候会表示对那些有一半德国血统的国际大资本家的支持，而德·杰尔曼特斯公爵本身就是这样的资本家的一个代表”。这让公爵感到很无奈：

阿尔方索·罗斯柴尔德这些人尽管从来不谈这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但从他们内心深处来看，与所有的犹太人一样都是德瑞夫斯分子如果一个法国人去偷盗或者谋杀，我不会仅仅因为他是法国人，就觉得有义务去为他洗脱罪名。但是犹太人从来不承认他们的一位同胞是一名卖国贼，尽管他们对此其实心知肚明，但他们对这种可怕的后果漠不关心（公爵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次可恶的选举）。

德瑞夫斯事件也暴露了政治左派的类似态度。当一位名叫伯纳德·拉扎雷的犹太记者出版了一本支持德瑞夫斯的小册子时，他立即遭到了亚历山大·泽夫斯在《共和先锋》上的反击，说他是“罗斯柴尔德陛下的一名忠实的仰慕者”。

这样的情况在英国也存在。1900年6月，戴维·林德赛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参加“由艾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和罗斯伯里共同为迎接威尔士王子而在赫特福德庄园举行的盛大聚会”。林德赛宣称：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0）

在这座宫殿里的犹太人，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曾经认真研究过反犹太人的问题，一直希望制止那种不光彩的运动：但是当遭遇一大堆的伊科海默尔、帕鹏伯格、拉斐尔、萨逊以及这个民族中的其他人的时候，我的感情变得更加理智而且感觉不公，同时我觉得，顺便提一句，我对鲁格尔和杜鲁蒙特——约翰·伯恩斯（工人领袖及未来的自由党内阁部长）所说的犹太人就是附在我们文明中的绦虫这样的说法深表同情。

然而，林德赛继续接受去瓦德斯顿和特灵的邀请。金融界的非犹太银行家偶尔也会发出类似的感慨，尽管他们没有办法不与犹太人进行交易。在维多利亚晚期的小说里，有大量有关犹太金融恶棍的生动描写：特罗鲁普的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里粗俗的梅尔摩特不是以罗斯柴尔德为原型写的，但是格拉姆塔尔男爵肯定是不会错的——“伟大的法兰克福百万富翁”略带“一点点外国口音”；在查尔斯·勒维尔的《达文坡特·邓恩》里面的那家在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公司”也确定无疑。

英国和法国在反犹太人主义上的差异在于，英国似乎更多地给左派提供了政治上的发泄空间，而给右派的相对较少。当杜鲁蒙特还是一个屡遭挫折的正统宗教卫道士的时候，那些明确抨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英国作家大多是像约翰·伯因斯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似的新自由主义者。对这部分内容做了最好说明的是约翰·里夫斯的书《罗斯柴尔德家族：世界的金融统治者》（1887年），该书给出了一个典型的结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属于哪一个固定的国家，他们是世界的他们不属于哪一个党派，他们时刻准备着获取财富，不管是以朋友还是以敌人为代价。”4年之后，《工人领袖》宣称：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群吸血的人，他们是在这个世纪以来欧洲所发生的数不胜数的麻烦和灾难的根本原因，而且主要是通过在那些从无过节的国家之间挑动战争来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无论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出现麻烦，那里马上就会有战争的谣言四处流传，人们的心理就会因为对剧变和灾难的担心而发狂，这个时候，你可以肯定的是，一名长着鹰钩鼻的罗斯柴尔德就会在离骚乱不远的某个地方操纵他的把戏。

或许，这些事情中最吸引人的例子是偏左派的自由党人J·A·霍布森，他是经典著作《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02年）的作者。像那个时期很多的激进作家一样，霍布森认为波尔战争是由“一小撮国际金融炒家所引发，他们主要是德国籍的犹太人”，他们“随时都对全球的热点虎视眈眈他们的收益不是来自于真实的产业成果，甚至也不是来自于其他的产业，而是来自于对相关公司的创立、推广和金融操纵。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这一小撮人的核心”。确实，在后来的日子里，霍布森的立场脱离了这种在论战中支持更为正统的反对资本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