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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挤压，尤其是唐帝国末年来自西部回纥甚至是吐蕃的压力（吐蕃军一度攻入长安），迫使帝国的重心不断东移。

宋朝建立的初期，尚且称洛阳为西京，汴梁为东京，然而这种形势也没持续多久，在金兵的逼迫下，帝国的权力重心南移，最后落脚在临安。

这种情势与君士坦丁大帝抛弃罗马城而建都于希腊小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罗马帝国也饱受蛮族的困扰，日耳曼人、哥特人、匈奴人不断突破帝国的边防，在帝国的土地上肆虐。而宋国都城被迫南移的过程似乎更加无奈——对他们来说，北方已经永久地沦陷于游牧民族的手中了。

12世纪末，东方拜占庭的有识之士对宋国风雨飘摇的情势十分忧愤，他们对朝廷的呼吁和在文章诗词中表达的忧患意识，都无法激起一个衰败的王朝和民族的斗志，都无法遏制北方新兴游牧民族南下掠夺征服的猛烈势头。

1178年，陈亮先生给皇帝写了一封情真意切、文情并茂的信，信中对宋国的战略形势十分忧虑：“惟我中国，凝聚天地之正气，天命所钟，人心所会，衣冠礼乐所萃，百代帝王之所相承。现在却偏安一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但是哪有可能长治久安而无事的……”

陈亮论述了吴、蜀在地缘格局中属于边缘地带，而钱塘又是吴之一隅。钱塘人物繁盛，富甲东南，风俗华靡，上下贪图安乐。“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南宋中国的血性已经衰败，李广、陈汤、班超、张骞、窦宪、耿秉、李世民、李靖、侯君集、李勣、王玄策、陈亮苏定方这样的人物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风尘中，让帝国末年血色渐浓中的人们苦苦回忆不已——“天下事，问天怎忍如此？陵图谁把献君王，结愁未已。少豪气概总成尘，空余白骨黄苇。千古恨，吾老矣。东游曾吊淮水。绣春台上一回登，一回揾泪。醉归抚剑倚西风，江涛犹壮人意。只今袖手野色里。望长淮、犹二千里。纵有英心谁寄。近新来、又报胡尘起。绝域张骞归来未。”（王野《西河？天下事》）“每到危亡思名将，张骞在世又如何？君不见岳飞坟头三尺血，临安夜夜闻笙歌。纵有千人悲泣岳飞案，朝廷耳聋六月雪。权臣与君都沆瀣，长城自毁空悲切。”（凌沧洲《怀古》）米贾托维奇在论述拜占庭人的衰败时，也曾有精彩的论述：这个民族变得暮气沉沉，它既无主动精神也无意志。在皇帝和教会面前，他们匍匐在尘埃之中，背转身来，他们却不禁捶胸顿足。上面是暴政和榨取，下面是仇恨与怯懦。上下朝野充满了残酷和伪善的风气，外表的虚文代替了真正的文化，浮华的语文隐蔽了真正的观念。所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都是同样的腐朽，民族精神衰老了，缺乏一切弹性。在虚伪的爱国心的掩护下，大家都只重私利，而忽略了公益。（转引自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12、13世纪的东方拜占庭，精神也已经衰败，生活精致而腐化，尤其是权贵们，根本不了解周边的战略态势。蒙古人已经在中亚腹地势如破竹，宋国君臣对此危急存亡之秋的生存状态如同懵懂。帝国末年，权柄掌控在贾似道等人手中，政局一天糜烂似一天。贾似道因为姐姐出任宋理宗贵妃的缘故，深受皇帝恩宠。此人经常在妓院流连，晚上在湖上游乐不回家。一次，理宗登高远眺，看见西湖中的灯火与平时不同，就对左右说：“一定是贾似道在那里。”第二天问他也得到了肯定的答案。理宗去世后，度宗为贾似道所立，贾的权焰更加旺盛。每次他朝见后皇帝都对他回拜，不称呼他的名字而称之为“师臣”，其他朝臣都呼他“周公”。

这样一位“师臣”和“周公”，在帝国北部的屏障——襄阳被围困，情势十分急迫的状态下，仍在修建亭台楼阁，娶宫女、尼姑中美貌的为妻。帝国一位将领名叫余玠，对帝国的防守贡献良多，他的一条玉带被贾似道看上了，去索要时却发现那条玉带已经做了余玠的殉葬品，老贾居然就把余玠的坟墓掘开取出玉带。帝国要人的精神腐化道德沦丧竟致于此！

对宋国权臣们的腐败，诗人用他们的笔触记录了历史：“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试问如今事如何？金也消磨，谷也消磨。《拓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民事如何？”（杨佥判《一剪梅》）朱门日日买朱娥，大船将沉的前夕，永远是有人在夜夜笙歌。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沉没在历史深处的英雄们

1273年，襄樊保卫战前后将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