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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悄无声息地迅速溜过篱笆，不过并没看到或听到任何增加我们恐惧的东西，直到“本葆海军上将”的大门关在了我们身后，我们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立刻划好门栓，我们在黑暗中站着喘息了一会儿。房子里只有船长的尸体与我们作伴。接着，母亲在酒吧间里拿了根蜡烛，我们手牵着手走进了客厅。船长像我们离开时的样子躺在那里，仰面朝天，睁着眼睛，一只胳膊向外伸展着。

“拉下百叶窗，吉姆，”母亲小声说道，“他们有可能来，在外面观察我们哩。而眼下，”在我拉下百叶窗后，她说，“我们得从那个人身上拿到钥匙。我真不知道，谁敢碰他哩。”她啜泣着说了那些话。

我立刻跪下身子。在靠近他手的地板上有一个小圆纸片，一面涂了黑色。我立刻断定这就是“黑券”了，就拾起了它。我发现字写在另一面上，书写得非常美观、清晰，上面写道：“你将活到今晚十点。”

“允许他活到十点，妈妈。”我说，就在我说的时候，我们的老钟开始打点了。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把我们吓了一大跳。但是消息不坏，因为这才六点钟。

“眼下，吉姆，”她说，“钥匙。”

我逐个摸了他的口袋，几个小硬币，一个顶针，还有一些线和大针，一支咬了一头的嚼烟，他那把弯柄的招刀，一个袖珍罗盘，还有一个火绒箱①，这就是口袋里面装的全部东西了。我开始失望了。

①内装火绒、燧石及钢片，用以引火。——译者注

“可能挂在他的脖子上。”母亲提醒道。

我强忍着厌恶扯开了他颈部的衬衫，那里果真挂着一条油腻腻的小绳，我用他的招刀切断了它，我们找到了钥匙。这小小的胜利使我们充满了希望，立刻毫不迟疑地上楼，进到那间他躺了那么久的屋子里，他的箱子自从他搬来时起就立在那里。

它和外面其他任何一个船员的箱子一样，在盖子上用热烙铁烙上了他姓名的起首字母“B”，由于长期不爱惜地使用，箱子角有些磨损、裂纹了。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尽管锁眼很生涩，她转动钥匙，顷刻间便把盖子打开了。

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和柏油味从里面冒了出来，但是上面除了一套质地优良的好衣裳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套衣服是被非常仔细地刷过并叠好了的，母亲说它们从未被穿过。在那套衣服的下面，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一个四分仪，一个锡制的小酒杯，几颗烟，两对非常漂亮的手铣，一根银条，一只西班牙老怀表，还有其他一些不值钱的小装饰品，大多是外国制造的，一副黄铜杆的圆规，还有五六个珍奇的西印度贝壳。从那时起，它常常使我想到，他一定是带着这些贝壳一起度过他流浪、罪恶、被追逐的一生的。

就这样，我们除了些银子和小装饰品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就连这两样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没啥用场。再下面，是一件旧的航海斗篷，在很多个港口沙洲被海盐浸得发白。母亲不耐烦地把它拖了出来，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箱子里最后的物件了，用油布捆着的一包东西，看上去像是些纸，还有一个帆布包，一碰竟发出了金块的丁当声。

“我要让那些滑头们看看，我是个诚实的妇人，”母亲说，“我要拿回他欠的账，多一个子儿也不要。撑好克罗斯莱太太的袋子。”然后她开始计算船长欠的钱数，从那个水手的袋子里如数取出来，放到我撑着的那个袋子里。

这是个费时费力的活儿，因为这些硬币来自各个国家，模样各异——西班牙金币，还有法国金路易、英国基尼以及八里亚尔的西班牙银元，还有其他我不认识的，都杂乱地混在一起。

基尼大概最少，也是那些硬币里母亲惟一知道如何计数的。我们大概才数到一半，我猛然把手搭到她的胳膊上，因为我在静寂寒冷的空气中听到了一种声音，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瞎子的棍子一下下敲在硬梆梆的路面上，声音越来越近，我们坐下来，大气儿也不敢出。接着它急剧地敲击着旅店的门，再接下来我们听到门把手在转动，门栓嘎嘎作响，似乎那个残暴的家伙妄图进来；接着里里外外都是一段长时间的静寂。最后，手杖声重又响起来，令我们无比高兴和宽慰的是，它又渐渐地远去消失了。

“妈妈，”我说，“全都拿上，我们快走吧。”因为我肯定那插着的门势必会引起怀疑，会自找麻烦，虽然我庆幸插上了门，这种庆幸是从没见过那瞎子的人所无法想像的。

但是我的母亲，尽管她也害怕，却不肯多拿走欠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