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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建设，办几件事就可以令人满足的，朕之初意，俟养民之政渐次就绪，闾阎略有盈宁之象，则兴行教化，易俗移风，庶几可登上理。岂封疆大臣，能办地方一二事，遂足以满朕之望乎？

朕日以皋夔稷契望天下之督抚，天下之督抚。亦当以皋夔稷契自待。不可识见短浅，过自匪薄，徒沽名誉，徒邀嘉奖，为言官之所轻也。＇13＇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上谕：本朝政治清明，并无历代之弊（如女宠、宦官、权臣、强藩等），昔人谓持盈守成，艰于创业。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夫振纲纪，修制度，可谓有法矣。然此特致治之具，而未可为根本之图。……（我国家）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

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康熙以来，连续出现几个“英主”，设若将来遇到“庸常之主”，国是岂不“必致凌替”？——这正是朕心中之隐忧，由此以观，数十年来，惟恃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体万事而周八荒，则国是必致凌替矣。此实朕之隐忧，而未尝轻以语群工，亦终不能默而不以语群工也。

所以，此时“回复三代”，建立“万年不拔之基”，方是“根本之图”，今国家当太平之日，承重熙累洽之后，所以立万年不拔之基者，诚不可不及是时而加之意也。……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为之有其渐，施之有其方，实非不可举之政。……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假令畏难图便，晏然自谓已治已安，则祸患即已潜伏，不可不惧也。＇14＇

仍在坚定的宣示他的决心，甚至不惜出以危言（祸患潜伏，不可不惧）；“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一句，更表示出具体的操作方针，非“泥古不化”者可比。

此际除御史朱续晫外，还有一些重臣表达了对“回向三代”的支持态度（尽管这仍不能让皇上满意）。乾隆九年二月乙丑仲春经筵，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曰：

皇上精一执中，继唐虞之道统，尊崇正学。一天下之人心，……天德王道，备于是矣。＇15＇

十月庚午，幸翰林院。上举十八学士登瀛洲事，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曰：

卿等无�Х慷牛�穗薷ゴ�铺�诙��

二臣惶恐避席，奏言：

陛下上法尧舜，过唐太宗远甚。臣等谫劣，亦思孜孜日赞，少效交修之责。然限于才力，�С龇慷畔拢�懈菏ペ汀＃�16＇

但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清代乾隆朝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他的“谋主”？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来，与汉代、宋代颇有不同，这次行动并非由臣下（或所谓名臣、名儒）发动，但在皇帝背后，是否还另有“策动者”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17＇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对立的几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官僚队伍的分裂，……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所谓张（廷玉）、鄂（尔泰）党争一类的区分所能说明的了。

而出于种种原因，到乾隆九年以后，就很少谈及“回向三代”之事了。如果我们将其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作一对比，就不难发现，事情已有了很大改变。＇18＇

到乾隆后期，皇上更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不谈回复三代，反而把“西师”和“南巡”当作了毕生的两件大事。这样做也许有着他的原因，或是难言之隐；但当事人不了解其行为的意义，在历史上并不稀奇（充分了解几乎就不可能）。当然，“回向三代”的未能成功和这一件事的复杂性，也使他没什么好夸耀的。相比之下，“西师”和“南巡”却都可以说是成就显著（虽然在当时即招致了不少非议）。这真使历史具有了悲剧的性质。

但不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却不能否认乾隆初政的那些努力，否认它是“一个理想的追求”，否认其思想与实际政事的紧密关联，否认其一“进”一“退”，二者都极富意义。＇19＇

最后我们也许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高宗皇帝为什么提起“回复三代”的问题？是他所受到正统儒家理念的影响，还是受到其他什么刺激，在其个人的内在性格和高傲气质之外？

显然，他从青年求学，即受到正宗儒家理念的深刻影响，为此可以参阅他早年的文集《乐善堂集》，如《修道之谓教论》（“复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