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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实录》卷169。

＇5＇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

＇6＇　目前对清代的“多种经营”情况尚缺乏完整的数字说明，美国学者珀金斯所作研究表明，民国年间中国农产品中，粮食作物产值约占75％，其他则占居25％，如果计入蔬菜、水果、山林、水产、家禽，以及乡村工业的部分，后者的比重就要大得多。

＇7＇　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页168。

＇8＇　张晓棠：《乾隆年间清政府平衡财政之研究》，第37～40页；据说，邻国，特别是越南的统治者，为清朝非农业税收的扩张规模感到惊讶，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越南和中国模式》（马萨诸塞，剑桥，1971年），第33页。

7。提倡工业生产

在传统经济时代，农业并不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同时存在的还有工业部门。每当提起工业，人们往往把它与近代机器工业联系起来。其实，在工业生产中使用某种机械，以及利用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组织，在历史中是早已存在的现象，并非近代才有。因此，它们应被统称之为“工业”。其中尤以加工、纺织、制造、营建、矿冶等等，构成传统工业的主要内容，而与农业经营判然有别。＇1＇

乾隆七年提出“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从《周礼》原意而论，即已超出了一般农业的范围。古代所谓“四职”，原本只有“三农”一项为农业，其他三者都是农业以外的经营。＇2＇这与秦汉以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数职“兼修”就必然会扩展到农业以外。清代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它背后是几亿人口的庞大需求和积极努力），自然引导它从农业的低层次走向高层次，从粗放到精耕，再超出而至商品生产，复从农业种植业走向工业，……一步步迈向更高的梯次。如果说，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梯次”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发展梯次的逐级攀升”。于是，在前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外，不但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矿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也无例外地发生在乾隆初年，并和当时的总体设想有着紧密关联。

雍正皇帝曾于《圣谕广训》中说：

朕闻养民之本，在于衣、食。农桑者，衣食所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愿吾民尽力农桑。

亦非老生常谈，而具有时代意义。

乾隆初年，更有一批官员在各地积极推行，如巡抚尹会一疏陈豫省宜行诸事，其一即“女工之宜勤”，欲使比户连村，无不各勤纺织。巡抚陈宏谋在陕西咨询地方利弊，必问：“栽种棉花否，能织布否？”乾隆七年，御史包祚永言，黔省“惟资楚布，岁千亿万匹；兵民穷困，职此之由”，著令通省“教民纺织”。九年，甘肃以“种棉纺织，概置不讲”，令制造纺车，请女师教织。十年，奉天以“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拟议推广。其后总督开泰请令雇募江浙工匠到湖广，设立机局，教以染造纺织。总督方观承推行于直隶，更有助于使之成为一个棉业优势产区（这一点特别可贵，因为经济发展与赈济不同，它更需要“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这些都是乾隆时期推行女工、纺织较为著名的例子。

尽管清代没有实现“现代化”，没能把经济引入“机器工业”的发展阶段，但中国仍有广泛而分散的工业生产，其产值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已产生一个相对集中的“（传统）工业区”。尽管西方存在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它却并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亦不因外国没有而非。＇3＇它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个产物，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清代十八世纪，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切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称为“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地区等同看待。＇4＇其中，仅棉布产量，估计每年大约就不会下于一万万匹“小土布”之谱，＇5＇总收入将达到白银二千万两。它是清代经济的一大成就，也每每为其他地区劝农时视为榜样（如在苏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