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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的时候，把家庭主妇和家务劳动浪漫化就成了一种奇怪的逻辑。伦敦的《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在1996年宣称“成为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对于任何一个自尊的女性主义者来说，曾经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想法，现在却不仅被接受，而且也许已经成了一个被人羡慕的身份。”1998年11月，《纽约时报》也回应了这一观点，把家庭主妇称为“现代地位的象征”。这本杂志用大量篇幅把家庭主妇描述为“最后的荣耀，反映出了社会的繁荣，并且向孩子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事实上，她们是世界的中心。”这本杂志在2003年又一次重复了这个信息，在题为“选择的革命”的封面故事中，对那些选择和孩子一起留在家里的职业妇女们做了编年史般的陈列，并将其称为社会潮流。 这种新出现的家庭主妇和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描述的那种被奴役的女人并无多少相似之处。21世纪的家庭主妇——更为普通的叫法是“居家妈妈”或者是“足球妈妈”，指的是那些部分时间工作的居住在富裕郊区的妻子们，这种说法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家务劳动不再是一种奴役的形式而是成为履行责任的方式。家庭主妇所感受到的满足也在商业方面有所体现，像一则巧克力麦片广告中有一个女人很是热情，她说：“成为母亲给了我想要的一切满足。” “复制娇妻”又一次成为潮流，但这一次妻子不再是被嘲笑的对象，而是被羡慕的对象。当雷文的小说在1972年出版的时候，它意在挖苦那些男人对渐渐兴起的女性主义的恐惧。这个故事是以乔安娜·埃博海特（Joanna　Eberhart）的视角来展开的，她是一个雄心勃勃、性格自由的摄影师，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不情愿地从纽约搬到了小说中虚构的位于新泽西州的一个名叫STEPFORD的小镇。在这个有着许多茂盛的树木的小镇定居之后，乔安娜看到许多本来是聪明伶俐的女性令人恐惧地渐渐变成了一些头脑苍白的懒惰女人，她们沾沾自喜的是自己芭比娃娃般的身材，甚至像这些玩偶一样转动不停。更令她恐惧的是，她发现在贝蒂·弗里丹到镇上来宣布全国妇女组织的章程后，镇上的男人们发明一种可以做家务的机器人。他们的目的是用这些性感的、顺从的机器人取代他们那些老是雄心勃勃的妻子，这些机器人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会取悦他们。在这里，这些完美的妻子是假的人工制品——没有瑕疵、很性感而且总是顺从。就像威廉·高曼（William　Goldman）在1975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中的一个男性角色所说的那样：“她会做饭，她会打扫卫生，她就像是迪斯尼世界里的那些机器人一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部分家务魔法（4）

到了2002年，STEPFORD　WIFE这一术语又被当作时尚词汇被重新铸造。杂志编辑用“很STEPFORD　WIFE”描述2002年秋天在纽约举行的时装表演，因为这场表演充满了柔和的颜色、丰富的图案和夸张的线条。在对这些服装进行评论的时候，《纽约时报》提到了呈现在现代女性面前的两种相去甚远的时尚观念：“在最近几年里，设计师和摄影师被讲究性感的后女性主义所迷惑，同时他们也被处于渐渐失去了阐释意义的家居环境里的被宠爱着的年轻主妇们所吸引着。” 在“后女性主义者”与“被宠爱的年轻主妇”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简单地被展示为两种时尚趋势的不同。这其中渗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在2003年初当《复制娇妻》宣布要重拍时这种冲突显得愈发明显起来。这部电影将由尼克尔·基曼（Nicole　Kidman）担任主角，她是好莱坞最具票房价值的明星之一。在这两部电影剧本之间，一种很有意思的社会变迁发生了：70年代早期，驯服的、温顺的妻子是男人所怀有的梦想，大约30年之后，成为这样的妻子成了女性的梦想，这样的梦想对她们来说不是奴役而是解放。STEPFORD　WIFE这样一个原型所具有的最有力的吸引力在《COSMOPOLITAN时尚》的2000年6月那一期开展的一项范围很广的调查中得到了展示，这份调查报告宣布，许多年轻女性是“家庭主妇崇拜者”。刊登在《COSMOPOLITAN时尚》上的研究报告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指示器：当海伦·格蕾·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在1965年担任这份杂志的编辑时，其目标读者是刚刚出现的独立的单身职业女性。一代人又成长起来了。现在的研究表明年轻女性在有孩子之前就“实在是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