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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效率，一系列政策能付诸实践。土地法令制定后，凡丁男以及残疾寡妻都可依有关规定获得土地。赋役都写明数额，“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政府规定凡地方官能做到增殖户口，“劝课农桑，禾谷丰登，施政清平”者就加以升奖。官吏有贪赃者，则“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史载贞观一代地方官很重视农田水利，招纳流亡，劝课农桑。当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这说明官僚机构尚未腐化时，尽管社会上也存在着王公妃主、大姓豪猾这些无组织力量，但他们都受到了制驭抑制。这样，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也成为最有作为的皇帝，为后世所赞扬。

唐朝中期，社会情况就较前不一样了。土地兼并严重，官僚机构臃肿失灵。唐玄宗即位后，立即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改革核心，先后任命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韩休、杜暹等人为宰相。改革以整肃吏治、清除武则天以来外戚集团干政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为发端。公元714年（开元H年），将武周时代的著名酷束十三人“放归草泽，终身勿齿”。开元十年，又将洛阳县一个刻削百姓无度、民愤极大的主簿在朝堂集众决杀。并严格考试制度，裁减大批冗官。开元四年，唐玄宗亲自出试题考核县令，其中四十五个不合格者，当即淘汰，“放归学问”。唐玄宗还实行京官与外官的互调制度，恢复了贞观时的史官出席中央最高级会议的旧制，做到“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对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也进行了打击。开元九年，开展了全国性的检田括户运动，公布法令，禁止买卖永业田。国家增户八十余万。同时放免镇兵二十万，缩减军事开支。当时佛教势力很大，对一体化是严重的干扰。唐玄宗下令僧尼还俗，一次还俗者就达一万二千余人。中外闻名的盛唐繁荣局面，就是指的开元、天宝年间的情况。

但是，开元之治已不同于贞观之治。改革在推行中遭到无组织力量这样那样的抵抗，有不少达官贵人，贪官奸商，无视中央政府的土地法令，继续兼并土地。如奸相李林甫的“京城邸第，田园水磑，利尽上腴”。唐玄宗的改革不过是对无组织力量作了某些限制而已。而这种限制，往往又被立法者带头破坏。如当时规定皇妹封户为千户，皇女减半。但玄宗在咸宜公主出嫁时却赐封一千户。特别是玄宗本人后期已成了腐化的魁首。勇于进谏的张九龄也被罢相。全国军费由初唐时的二百万贯增至一千二百万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在稍受限制之后，又很快地反攻倒算，恶性发展。开元之治只保持了二十年左右的繁荣局面，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很快就陷于衰落境地了。

我们再来看看唐代后期的一次变法改革——永贞改革。当时，一批有抱负的臣僚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王伾等，团结在唐顺宗周围，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猖獗的无组织力量，打击腐朽的宦官和藩镇势力，停发内侍郭志政等十九人的薪俸，为受廹害排挤的官员陆贽、阳城等人平反。经济上推行德宗时制定的两税法，抑兼并，止苟征，免除百姓历年积欠的课税。这些政策深得人心，“市里欢呼”。但是永贞改革之际毕竟不是贞观、开元的时候了，无组织力量已合流成一股不可控制的势力。当时，朝中大官僚、大士族高郢、郑珣瑜、贾耽等以退职不干来威胁新政。宫中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抓住禁军权力，割断了王叔文派与皇帝的联系，拥立太子李纯为帝。王叔文斌全部被贬或被杀。永贞改革彻底失败了。王叔文曾借杜甫之名诗，浇心中之块垒，悲壮地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慨叹改革的失败。

如果我们孤立地看永贞改革，而不把它放到唐王朝自身的历史演变的背景中，那就很可能会象王叔文那样把这次改革的失败归于一些偶然的原外。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前期和中期的变法改革往往是成功的或有成效的，而后期变法不论改革者多么有作为，都注定要失败。

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永贞改革，极为典型地反映出变法效果和成功的概率随着无组织力量增长和社会结构的老化而递减的现象。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变法均符合这一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规律性现象，称为变法效果递减律。

4。2王朝中后期变法对社会危机的加剧

为什么会出现变法效果递减律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呢？关键在于封建大国只能用一体化调节力量来控制调节社会，只能用官僚机构来进行改革。除此，它不可能拥有别的调节力量。社会结构中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