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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纽约和伦敦生活。牛津大学成立的另一所学院是赛德商学院，是由出生于叙利亚的瓦菲克赛德捐资2000万英镑建成。赛德在沙特阿拉伯发财致富，在巴黎以及税收宽松的摩纳哥长期居住。

世界公民

如同各个国家之间存在区别，顶级富豪经济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各个族群的风俗习惯差别鲜明，个人也能自我决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一些顶级富豪来自政府力量较强或社会动荡不安的国家，如俄罗斯或者中东国家，他们倾向于最彻底的全球化。对于一些来自中国和印度的顶级富豪而言，即便他们在国外生活和工作，也能建立起强大的社交网络。另一些国家为在全球四处奔忙的顶级富豪提供了坚实的避风港，这些国家的经济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例如，瑞典和摩纳哥，它们世世代代致力于此。最近，新加坡和香港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队伍。迪拜是新生的强有力竞争者，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英语是超级精英阶层的通用语言，这意味着拥有优雅建筑和对外国人有优惠税收政策的英国也是个广受欢迎的目的地：价值250万英镑以上的伦敦房产中有60％归外国人所有。

相比之下，美国的商业精英较晚加入这个跨国社团。例如，在一项对英国和美国首席执行官的研究中，高管猎头伊丽莎白马克斯发现，将近1/3的英国首席执行官来自国外，而美国首席执行官中仅有10％来自国外。相似的，超过3/4的英国人在国外工作过至少两年，而该比例在美国人中仅为1/3。

虽然起步较晚，但美国商业正紧追不舍。如今，在海外工作过的美国高管人数是十年前的两倍。美国公司的外籍和出生于国外的美籍首席执行官虽然在数量上仍然较少，但在不断增长。这一转变在华尔街尤为明显。2006年，华尔街八大主要银行均由美国出生的首席执行官执掌；而现在，只有五家银行在金融危机过后幸存，其中两家——花旗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出生于国外。

事实上，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最近告诉我，他的继任者最好来自新兴市场，因为通用电气的未来在那里——更普遍地说，美国商业的未来也在那里。

在伊梅尔特看来，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经济统治时代的终结。“1982年，我来到通用电气，”伊梅尔特先生对我说，“直到2007年泡沫破裂的25年间，美国消费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世界经济推动者。”但是未来将会截然不同，在下一个25年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不是美国消费者，而是加入中产阶层的数十亿亚洲人，还有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它们用高油价获得的新财富一展身手。这就是未来。”

“我认为，对美国而言增加出口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这样还能减少失业人数，”伊梅尔特对我说，“这是美国唯一的出路，因为大多数消费者在国外。”

伊梅尔特举了一个反例作为警示，即日本那些内向型的公司。“瞧，我刚来通用电气工作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杰克韦尔奇把我们送去日本学习，因为那时日本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他说，“我们在那里了解到很多日本的情况。在后来的30年里，日本公司纷纷落后，因为它们没有跟上全球化的脚步。他们不用走出去，也不用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去做生意。而通用电气不是这样的，其他美国的跨国公司也不是这样的。”

在2010年阿斯彭理念节上，硅谷绿色技术公司“应用材料”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斯普林特坦承，如果从头再来，他会将公司的美国员工控制在20％。“今年，我们接近90％的销售额将来自国外市场”，他解释道，“消费者对我们的吸引力十分巨大，他们大多数在亚洲，我们必须接近他们。”参加同一会议的好事达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威尔逊也感同身受，他说：“我能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招到员工。对于美国而言，这是个问题，但对于美国商业而言，这不一定是个问题美国企业应该会逐渐适应。”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是位成功抵抗通货膨胀的传奇人物。2012年，在曼哈顿的一次金融界高管晚宴上，沃尔克对我说，他对那些“所谓的美国公司”的全球化前景感到深深的震撼：“实际上，这些公司已不再将自己视为美国公司，”他说，“它们是全球公司。如果美国政府没有合理对待它们，它们会将总部迁至国外。这些公司更可能为它们的海外分支配备外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它们会派外国人去管理其美国运营机构。”

全球最大的债券管理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