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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见曾国藩一再推延出兵的日期，十分焦急，手书一道诏书，说安徽省急待援救，如果曾国藩偏执己见，便会延误战机。年轻的皇帝说：我看了你的奏章，要把几个省的军务，由你一人担当。试问以你的才力，能够担当下来吗？你能主动承担重任，是那些胆小害怕的人无法相比的。但是你既然把大话说出口了，就要全部做到，你去办给朕看一看！

文宗在诏书中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曾国藩自然能够掂出其中沉甸甸的分量。文宗的语气，哪里还像是皇帝的诏书啊？简直是朋友之间吵嘴！这个二十二岁的满清皇帝，如果脱下龙袍，在已过不惑之年的曾国藩面前，充其量只是一个晚辈的学生，只能问计和依赖于这位湖南的师长。但他坐在龙椅上，出言无忌，一针见血，指出曾国藩的野心。曾国藩所关心的，确实不是某一个省的战事，他是想把消灭太平军、攻进金陵的大事一肩担当！

曾国藩既然向文宗夸下了海口，出兵是难免的了。但他确实有实际的困难。新募的湘勇训练不够，正在省内分头攻打会党，没有得到休整，军饷也很匮乏，武器、旗帜和军服都很简陋，所以他还是不愿带兵出省作战。他还要等一等，直到他有把握出师告捷的那一天。

王錱却总是跃跃欲试，企图带兵出省。曾国藩本来想把王錱当作湘军的大将，而王錱动不动就要出兵，心高气傲，不听指挥，所以他干脆让王錱独立于自己的体系之外，让他自行其是。他说，王錱有自己的志向，很久以来就不愿听他的调度。根据观察，这人过于自负，似乎适合于去剿土匪，而不适宜去对抗太平军这样的大敌。

曾国藩把湘军合并为十营，每营三百六十人。罗泽南统帅中营，王錱统帅左营，邹寿璋统帅右营，塔齐布统帅另外两营兵勇，周凤山和储玟躬也各自统帅两营，曾国葆统帅一营。

在这个过程里，曾国藩淘汰了王錱招募的部队，王錱对此大为不满，此后还发生了一些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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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既然在文宗那里拍了胸脯，就积极地为湘军出征做准备。他所做的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基础建设。这段时间他确立了湘军的营制，对于湘军日后的作战，具有极大的意义。甚至有人说，湘军之所以能打胜仗，多半是占了营制的优势，善用兵法还在其次。　。。

1853年，咸丰三年（29）

太平军与清军爆发战争后，清军调发军队上前线，但绿营将帅们都不懂营制，而是临时拼凑一支部队，依照惯例领取武器和军械，铁锅、帐篷、铁锹、斧头和枪矛，质量粗劣，因久未使用而生锈了，刀锋也钝了，简直派不上用场。

这时候，地方上也忙成一团。州县派出民夫和牲口运送物资，将领们大咧咧地坐在车马上，住宿时要下榻公馆。士兵们只能步行，扛着一枝长矛，靠在民家和旅店门口，居民和旅客都很害怕，恨他们迟迟不走。

到了前线，与起义军遭遇，部队修筑军营，士兵们不肯下力，壁垒的高度还不及肩膀。商贩们在军营前往来，阻塞道路，杂乱喧哗。清军的十支部队，有九支部队都是如此。

一些清军将领，也懂得约束部队，想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有些将领甚至很想统一管理，但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统辖的关系，禁令无法执行。只有满族和蒙古族的部队稍为整齐，但他们骄横傲慢，言语不通，有人死亡，立刻就要奏报上去。这些将领出身尊贵，总督和巡抚无法统领，所以不轻易调发，出征的多是绿营常规军。

清军存在这样的弊端，民间只知道他们侵扰百姓，增加百姓的负担，都不为他们上战场送死而心生怜悯。于是出征的将士仇视百姓，在起义军没到的地方抢掠，百姓们怨声载道，纷纷躲避清军，欢迎起义军。

江忠源创建楚军时，带领三百人跟随乌兰泰，不能形成营制。后来江忠源官居高位，手下的兵多了，却还是沿用旧军制，没有进行体制改革。

曾国藩组练湘军，毅然以募兵法取代抽调法，不用职业官兵，只用儒生率领农民，各自成为一营。搜求考证过去的规则，古今的章法，都没有可以仿效的，唯独戚继光的兵书，切合时事，非常适用，于是按照他的营制变通实行。

湘军是异军特起，各支部队之间，以及湘军部队与清军的部队之间，互相都没有统辖关系。如果让湘军接受其他将领的节制，关系就会闹僵。不是创立部队的将领，部队就不能隶属于他。

后来湘军大举出征，取得战果，王錱、罗泽南和胡林翼分别将他们的军营制度撰写成书。王錱自序，夸耀自己的作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