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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钱，唯独通过母亲给大女儿马理（周鞠子）每月二十元。抗战时期，周作人通过日本使馆，要求商务印书馆直接将周建人的一半工资，汇给周作人。兄弟关系更加恶化。

解放后，羽太芳子向法院起诉，状告周建人“重婚”。一些老友发现芳子的诉状出自周作人之手（周作人说他改了几个字），叹道：“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法院经过调查，判决周建人与芳子实际离婚城里，周丰二与周建人脱离父子关系。

刘哲民记载，解放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周海婴记载为叶圣陶、胡愈之）三人试图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调解。他们拉着周建人到八道湾做客，周作人很客气地招待了他们，但兄弟二人却互相不搭理对方。面对此僵局，三人不知该如何劝说，只好无功而返。

周作人回忆，全国解放后不久，他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碰到周作人，二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二人都老了，周作人颇为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周建人回答。

“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周建人听了这话，觉得他还不明白，还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是一名奴隶。

这次意外相遇，成为这对兄弟的永诀。

【疏离】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这样写母亲：“她没有正式读过书，却能识字看书，早年只读弹词说部，六十以后移居北京，开始阅报，日备大小报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周还回忆：“她是闺秀出身，可是有老百姓的坚韧性。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不第文童，绰号‘金鱼’的顽固党扬言曰：‘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这话，并不去找‘金鱼’评理，却只冷冷说道：‘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她晚年在北京常把这话告诉家里人听，所以有些人知道，别的事情也有可以讲的，但这一件事就很足以代表她的战斗性……”

鲁老太太搬到阜成门西三条与鲁迅同住后，周作人常常逾期给母亲生活费，鲁老太太极为不满，有时坐车到八道湾去要账。鲁迅知道后，劝母亲不要去，免得淘气（受气），并说要钱我这里有。鲁老太太说：“并不是等钱用，而是气他们的这种行为。”接着又叹道：“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周作人称呼母亲为“鲁迅的母亲”、“鲁迅的老太太”或“鲁老太太”。鲁迅去世的第二日，周作人给学生讲了一节课后，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1936年10月，北大召开悼念鲁迅大会，会上，周作人称呼母亲为“他（鲁迅）的母亲”，与会的老舍听到后极为反感。后来老舍在一次纪念鲁迅逝世的会议上提到周作人时说，这种人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肯承认，何况国家。

常风回忆，1938年夏，叶公超回北平接家眷，并受中央研究院和北大之托敦促陈垣和周作人南下。叶向周说明来以后，周表示：“在北平如果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维持生活了，不必南行了。”然后说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靠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常风“听到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时竟然说是‘鲁迅的母亲’很觉着惊愕，以后和他谈话谈到南行的话题时有两三次他谈到周老太太时也是说‘鲁迅的母亲’”。谈话结束后，常风仍耿耿于怀：“我一路走着想起周作人称他们弟兄三位的母亲为‘鲁迅的母亲’，好像是在说什么不相干的人的老太太，感到十分刺耳不解。”

晚年，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这样写道：“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她的母家姓鲁，住在会稽的安桥头，住民差不多全是姓鲁的。”之后，再提及母亲的地方，他一律称呼为“鲁老太太”。

俞芳在《谈谈周作人》中回忆：“太师母（鲁老太太）也常谈周作人的长处。她说，老二很爱整齐，他的抽屉，总是整理的整整齐齐的，他包的东西，棱角分明，捆扎细致。他的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对人谦和……老大（鲁迅）进三味书屋读书时，是给他买了一张有两个抽屉的书桌的。当时在三味书屋读书的学生，都是用这种书桌的。而老二（周作人）进三味书屋时，因为家用紧，没有给他买书桌，只从家里搬去一张没有抽屉的方桌供他使用，他起初有些不高兴，认为不像样子，怕别人见笑，但一经和他说明家境困窘等道理，他就没有什么意见了。”“老大去南京读书时，太师母曾借贷凑了八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