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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后代封椿、留州诸色目，不及万分之一。而周之九赋，视之亦云薄矣。乃苞袭宋人之说，犹以郑注“口率出泉”为厚敛。此因末流而病其本也。又《泉府》曰：“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国服为之息。”苞以刘歆增窜此节，附会王莽，且谓《司市》职“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则有赊而无贷明矣。今考《周书·大匡解》曰：“赋洒其币，乡正保贷。”又《管子》：“发故屋，辟故窌，以假贷，而以公量收之。”则是齐之家有贷，由於国有贷也。又《左氏传》：“齐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注》曰：“除逋责。”又成二年《传》亦曰：“楚乃大户已责，逮鳏救乏。”考责即是贷，故《小宰》曰：“听称责以传别。”郑《注》：“称责为贷予。”贾《疏》：“称责谓举责生子。

於官於民，俱为称也。”故房玄龄注《管子》“责而食者几何家”，亦以责为出息也。然则贷民之制，自《泉府》外，既见於《小宰》，又见於《春秋传》、《管子》，而苞指为王莽创制，误矣。《管子·治国篇》曰：“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徵矣。”《注》：“倍贷谓贷一还二。”此所谓横敛也。若以国服为之息，约所出不过十一，略使子馀於母，以为不涸之藏。取於民者微，而济於民者大，此先王惠鲜之精意。苞乃反以疑《经》，不亦过乎？又《载师》：“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苞亦指为刘歆之所窜。不知以近郊、远郊、甸、稍、县、都通计之，则四十分而税六，犹是什一而少强耳。贾《疏》引《异义公羊》云：“什一据诸侯邦国，《载师》特据王畿。王畿税法轻近而重远者，近者劳、远者逸故也。诸侯邦国无远近之差者，以其国地狭少，役赋事暇。”

据此，则赋逾什一者止王畿内四百里。而通邦国万里计之，仍未乖乎什一之大凡也。《禹贡》因九州差为九等，荆州田第八、赋第三，雍州田第一、赋第六。

《通典》谓《禹贡》定税什一，而轻重有九等之不同。则知什一乃统九州计之，非每州皆什一也。故《三礼义宗》谓税俱什一，而郊内、郊外收藉不同。苞乃力诋《经》文，亦为勇於自信。盖苞徒见王莽、王安石之假借《经》义以行私，故鳃鳃然预杜其源，其立意不为不善，而不知弊在后人之依托，不在圣人之制作。

曹操复古九州以自广其封域，可因以议《禹贡》冀州失之过广乎！

△《周官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是书就《周礼》中可疑者摘出数条，断以己见，分《别伪》、《辨惑》二门。大旨以窜乱归之刘歆，凡十篇。已录入所著《望溪文集》中。此其初出别行之本也。

△《周礼集传》·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义拾遗》，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谓：“朱子曾称《周礼》为天理烂熟之书，表章虽明，而训释未逮。诸儒之说，不能有醇无疵。因远稽博采，上推列圣之因革，下鉴列代之兴衰，以窃附於《诗》、《书》、《集传》之后。”其自命甚高。今观其书，不过随文释义，无所考证。

多引先儒议论及后世事迹，曼衍牵合，亦非诂经之正体。惟《考工记》之前，复旁搜官名於传记之中，以补《冬官》之阙，计官三十有五，中有大司空、小司空、豕人、权人、都司空、家司空六官，皆不言所据。昔钱《甹只》病俞廷椿以后割取五官，殊失古本之旧，因著《冬官补亡》三卷，所补凡二十有一。其与炤相同者，惟后稷、农正、农师、水师、匠师、工师、舟牧、工正、圬人九官，司空则不立大、小之名。馀尚有十一官，为文炤所未载。殆由未见《甹只》书欤？

△《周官翼疏》·三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雍正癸卯进士。是书汇辑汉、唐、宋、明以来及国朝李光地、顾炎武、方苞之说，分为五部。凡疏解《经》义者，曰《正义》。於本义引伸旁通者，曰《通论》。考订注疏之失者，曰《辨正》。综列后世事迹、援史证《经》者，曰《馀论》。别著新义、以备参考者，曰《存异》。

书各六卷，而总以《翼疏》为名。其《正义》六卷，则又每卷自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