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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谓“《左传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诗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声，可以金奏而无诗可歌明矣”。今考孔颖达《左传疏》云：“作乐先击钟，故称金奏。此晋人作乐先歌《肆夏》，《肆夏》是作乐之初，故於《肆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乐已先作，非复以金为始，故言工歌也。”其说足与郑《注》相发明。如以《九夏》之文统“金奏”之下，即以为非乐曲，则《钟师》又有“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之文贯於“金奏”下，岂亦均非乐曲乎？又《甸祝》“禂牲禂马”，郑《注》：“禂读如诛之诛，今侏大字也。为牲祭求肥充，为马祭求肥健也。”应龙亦主谦之说，谓：“禂，稠也，祷牲稠盛也。”以康成改读为非。考禂、侏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读。扬雄《国三老箴》“负乘覆餗，奸寇侏张”，《晋书·慕容垂载记》苻坚报书曰“侏张幽显”，《魏书·恩倖传》“侏张不已”，《北齐书·源彪传》“吴贼侏张”，侏张即诪张。侏与诪，犹侏与禂，音同故义借，安得指为康成改读乎？又《栗氏》为鬴，应龙引郑锷之说曰：“《晏子》谓六斗四升为鬴，《管子》谓百升而成釜，康成则谓四升曰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釜，为六斗四升。以下文观之，其臀一寸，其实一豆。豆当为斗釜之臀，一寸而容一斗，则釜之内方一尺而容十斗，无可疑者。十斗则百升，正管仲所谓釜也。

康成谓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区至釜而六斗四升。彼殊不考之於《梓人》也。

梓人为饮器，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夫一献则一升矣，三酬则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为豆而何？而康成谓四升为豆，失之矣。”今考康成谓鬴六斗四升，实据《经》文方尺、深尺以粟米法算之，盖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锷以鬴容一石，则是鬴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於《经》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盐百升而釜。”

房玄龄注谓：“盐十二两七铢一黍十分之一为升，当米六合四勺。百升之盐，七十六斤十二两十七铢、二累为釜，当米六斗四升。”则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实百升之盐，非实百升之粟也。今锷以《管子》量盐之鬴为《栗氏》量粟之鬴，比拟已为不伦。至於康成注《梓人》，以豆为斗，实以豆止四升，不及一献三酬之数。锷误以豆为饮器，遂牵合十升之文，反诋改豆为斗之非。不知古以斗饮，不以豆饮。《诗·行苇篇》毛《传》曰：“大斗长三尺。”《战国策》曰：“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与代王饮，即因反斗击之。”此斗为饮器之证也。《越语》曰：“觞酒豆肉。”《韩子·外储篇》曰：“取一豆肉。”是豆实食器，而非饮器之证也。又安得引《梓人》之文为《管子》之旁证乎？诸如此类，皆未免胶执旧文，疏於考核。至於冕服车旗之度、庙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几筵》之五几五席、方弓义弓之异名、正岁正月之并用，条列引证，颇为明晰。宋以来诸家散佚之说，尚因是以存其崖略。则蒐辑之功，固亦非鲜矣。

其书诸家著录，皆云二十四卷。今散见於《永乐大典》者，《地官》、《夏官》适当阙帙。其馀四官，首尾颇为完具。谨录为十六卷，以一官四卷，共得二十四卷，计之仍其旧第也。应龙所著。别有《周官或问》五卷，在《集传》之外。

《永乐大典》割附《集传》之后。其存者仅《天官》十九条、《春官》十四条、《秋官》、《冬官》各一条，篇幅寥寥，不能别成一帙。今仍附於各《传》下，既免以畸零散佚，且使一家之说互相参证，亦足以资发明焉。

△《周礼传》·十卷、《图说》·二卷、《翼传》·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应电撰。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嘉靖中遭倭乱，避居江西，遂终於泰和。

受业魏校之门，其书中称“师云”者，即述校语。故《明史·儒林传》即附之《校传》后焉。史称“应电笃好《周礼》，谓《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著书指摘其瑕衅至数十万言，俞寿翁、吴澄则以为《冬官》不亡、杂见於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诸儒之《周礼》也。乃覃研十数载，先求圣人之心，溯斯礼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设官之意。

推五官离合之故，见纲维统体之极。因显以探微，因细以绎大，成《周礼传诂》数十卷”云云，盖应电於《周礼》之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