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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其叙述偶未分明，故为奇龄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书正义》之后，其时古文方盛行，而云无有传者，知东晋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传，而后云始得安国之《传》，知今本古文与安国《传》俱出，非即东晋之古文。奇龄安得离析其文，以就己说乎？至若璩所引马融《书序》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

又引郑玄所注十六篇之名为《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与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龄不以今本不合马郑为伪作古文之徵，反以马郑不合今本为未见古文之徵，亦颇巧於颠倒。然考伪孔《传序》未及献者，乃其《传》，若其经，则史云安国献之，故《艺文志》著录。贾逵尝校理秘书，不应不见。又司马迁为安国弟子，刘歆尝校《七略》，班固亦为兰台令史，典校艺文。而迁《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逸书》得多十馀篇。”歆《移太常博士书》称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书》十六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亦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则孔壁古文有十六篇，无二十五篇，凿凿显证，安得以晋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欤？且奇龄所藉口者，不过以《隋志》称马郑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传，实孔氏之本，故马郑等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经典释文》所引，尚可覆验。徒以修《隋志》时梅赜之书已行，故《志》据后出伪本，谓其不尽孔氏之书。奇龄舍《史记》、《汉书》不据，而据唐人之误说，岂长孙无忌等所见反确於司马迁、班固、刘歆乎？至杜预、韦昭所引《逸书》，今见於古文者，万万无可置辨，则附会《史记》、《汉书》之文，谓不立学官者，即谓《逸书》。

不知预注《左传》，皆云文见《尚书》某篇。而《逸书》则皆无篇名。使预果见古文，何不云《逸书》某篇耶？且赵岐注《孟子》郭璞注《尔雅》，亦多称《尚书》逸篇。其见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学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於有庳。”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书》逸篇之词。”《尔雅》：“钊，明也。”璞注曰：“《逸书》：钊我周王。”核之古文，绝无此语，亦将以为不立学官故谓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称《逸书》有《舜典》之书，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及《逸书》所载，使《逸书》果指古文，则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称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弥甚者矣。梅赜之书，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佚经，排比联贯，故其旨不悖於圣人，断无可废之理。而确非孔氏之原本，则证验多端，非一手所能终掩。

近惠栋、王懋竑等续加考证，其说益明，本不必再烦较论。惟奇龄才辨足以移人，又以卫经为辞，托名甚正。使置而不录，恐人反疑其说之有凭，故并存之，而撮论其大旨，俾知其说不过如此，庶将来可以互考焉。

△《尚书广听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欲注《尚书》而未及，因取旧所杂记者编次成书，名曰《广听》，用《汉志》“《书》以广听”语也。奇龄常语其门人曰：“《尚书》事实乖错，如武王诰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迎周公、周公留召公，皆并无此事。”

是书之意，大约为辨证三代事实而作。初作於禹州，继撰於嵩山，凡屡易稿。至作《尚书冤词》讫，而始删成为五卷。其坚护孔《传》，至谓安国解《舜典》文与《周礼》同者，乃相传之虞《礼》，并非出自《周礼》。夫杞宋无徵，孔子已叹不知。相传之虞《礼》竟出何书，可谓虚辞求胜，不顾其安。然於名物典故则引据考证，时有可采。置其臆断之说而取其精核之论，於经义亦有所补也。

△《尚书埤传》·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字长孺，别号愚菴，吴江人。前明诸生。是书前有《考异》一卷，辨《经》文同异。后有《逸篇》、《伪书》及《书说馀》一卷。大抵以孔《传》为真，故《史记》所载《汤诰》，亲受於孔安国者，反以为伪。所见未免偏僻。然中间《埤传》十五卷，旁引曲证，亦多可采。如於沂水则取金履祥之言，而鲁之沂与徐之沂截然分明；於分别九州则取章俊卿之《考索》；於《西伯戡黎》则取王樵之《日记》：如此之类，颇见别裁。至於三江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