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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近似于纯粹形式的一切关系都保持着一种隐含的“滚动契约”，当双方都感到不公平或压迫时，都可以诉诸这个契约。滚动契约是一种法律手段，是双方就关系性质进行公开讨论的基础，但由始至终都是可协商的。

下面是一本“守则”，是以自助手稿拟定的，旨在帮助妇女发展较满意的异性关系。其作者指出，个人应该首先把在以前的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列成目录——主要是她认为是自身的问题和以前的情人的问题。她应该与对方共用这本守则，对方也应该提出与此相一致的一套规则。

规则1：当我发现自己试图给我喜欢的一个男人留下印象，大谈特谈我自己而不向他提出任何问题时，我将停止行动，集中思考他对我是否合适。

规则2：一旦发现消极感觉就立刻表达出来，而不要等到它们积少成多——即便这意味着给对方带来不安。

规则3：我将设法弥补与前夫的关系，从自己身上寻找被伤害的原因，不把他说成恶棍，也不把自己说成受害者。

规则4：当感情受到伤害时，我要对对方讲出我的感觉，而不是板着面孔；进行报复，假装不在乎，或耍小孩子脾气。

规则5：当我发现自己是在填补空白（关系中的“死”区）时，我将停下来，自问对方近来是否给我很多回报。如果没有，我将向他索取我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改善处境。

规则6：当我发现自己给对方并不需要的劝告，或把对方当小孩子看待时，我将停下来，深呼一口气，让他自己去琢磨，除非他请求帮助。芭芭拉·德·安吉里斯：《每个女人应该知道的男人的秘密》，第274页，索森斯出版社，伦敦；1990。

这样一个目录初看起来让人脸红，不仅仅令人难堪地幼稚，而且完全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如维特根斯坦深刻教导我们的那样，把规则作为规则来陈述改变了规则的性质。可以认为清晰地阐明这些规定可能剥夺了它们产生正面效果的所有机会，因为只有它们在被认为当然的情况下，一种关系才能顺利地发展。然而，我认为，这样一种观点没有切中要害。社会生活中积淀的差异性权力可能不会改变，如果个人拒绝反思地检验自己的行为及其暗含的正当理由的话。这些规则不管看起来多么单纯，如果应用得当，都有助于把个人的行为从无意组织起来的权力游戏中挖掘出来。原则上，它们用来增进自治性，同时又要求对方的尊重。

一种滚动契约并不涉及绝对的道德准则。这项契约衍生于一个特殊的“关系问题目录”，目录上所列的各项以前都是“消极因素”。所论的个人感到她过分关注给她所感兴趣的男人留下什么印象，恐怕吐露自己的恐惧和需要会使对方不安，并愿意母？般地对待对方，等等。当然，这样一种“宪法”只有在与上述其他因素结合起来时才是民主的；它必定表明自治和平等的个人的汇合。

自由和公开交往的迫切性是纯粹关系的必要条件；这种关系是其自身的讲坛。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回归到原处。自我的自治性，对强制性的突破，是与对方进行公开对话的条件。这种对话反过来又是表达个别需要的媒介，以及反射性地组织关系的手段。

民主是乏味的，性是刺激的——尽管也许很多人认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民主准则何以影响性经验本身呢？这是性解放问题的本质。从本质上说，这些准则把性与分配权力隔裂开来，最重要的是与生殖器权力割裂开来。？密关系变化中暗含的民主化包括但也超越了“激进的多元主义”。对性活动没有划定任何界限，而自治性原则的概括化和协商后的纯粹关系标准所引发的那些界限除外。性解放包括可塑性性征与反射性自我规划的统一。比如，只要自治性原则和其他相关的民主标准在各个方面都得以维持，就不必对变化无常的性欲施加什么限制。另一方面，在这种性欲被用作一种剥削性控制模式的地方，不管隐蔽与否，或在它表达一种强制性的地方，都不会实现解放的理想。

政治民主意味着个人有足够的资源以自治的方式参与民主进程。这在纯粹关系领域同样适用，尽管如在政治秩序中一样，重要的是要避免经济还原主义。民主愿望不必意味着资源的平等，但显然有那方面的趋势。民主愿望的确涉及包括资源在内的经过反射性协商的权利契约，将其作为关系的限定性部分。在异性恋关系中这一律令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男人和女人在可用的经济资源、生儿育女和家务劳动方面所负的责任是不平衡的。民主模式以这些领域里的平等为前提；然而，其目的大可不必是完全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