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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我说过，欧洲和日本都不会反对美国实行这样的政策。布什政府决定弃而采取征收反倾销税的办法，一是出于政治上想迎合钢铁工会的愿望，因为后者喜欢那种选择；二是出于想避开任何含有工业政策意味的东西这种市场基要主义经济观。对这个行业的问题作出反应当然没错，但反应的方式却在国外引起了巨大的负面反应，损害了美国的信誉。正值它自己要求进行新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之际，美国却简单行事，将其成本转嫁到其它出口国的头上。以这种方式对政治问题做出反应，直接违背了它自己提出的自由贸易原则。

奇迹之源

全球化其实还有一面，这一面我是通过切身经历体会到的。首次接触是1958年，我乘船从纽约去阿姆斯特丹到欧洲去当交换留学生之时。我们的航程共十天，船费大约相当于今天坐七、八个小时飞机的钱。如今我还记得看到阿姆斯特丹的街道和运河周围每一个可以想到的地方都停满了自行车时那种诧异的感觉。那时我才16岁，几个月前刚刚得到自己的第一部汽车。可是，这里连老奶奶都在骑自行车。我在阿姆斯特丹登上开往瑞士巴塞尔的火车。作为一个铁路人的孙子，我很高兴地发现它在由蒸汽机车拉着跑，我在家还从来没见过这东西。在我要住的阿尔卑斯山脚下那个瑞士小村庄里，我逐渐习惯了正冲澡时热水突然没了的现象，还学会了每天去食品杂货店买东西。由于冰箱太小，盛的东西不够吃一天以上。那时候的欧洲，说它穷，穷得和发展中国家不一样；说它富，富得和美国也不一样。

1964年，我到日本去读研究生，时间差不多是诺曼·麦克雷在《经济学家周刊》上首次宣布日本“奇迹”的时候。可是在我看来，它根本不像什么奇迹。那里的交通工具主要也是自行车，不是汽车。我和妻子租了一套日本朋友所谓的“豪华”公寓房间，里面没有热水，没有浴缸，没有煤气灶，取暖用煤油炉。夜里，我们睡在铺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洗澡得去公共浴室，煮女儿的尿布用一只类似本生灯的火炉，出门戴薄纱口罩，以防吸进东京的有害空气。我们从来没看见过富士山，直到坐着汽车专门去观光才看见它的真面目。我们的日本朋友一周工作六天，从来不休假，居住状况类似美国人说的野营。但是，日本也不是很穷，可它远不如欧洲富，更别说美国了。

两年后，我回到荷兰，在美国驻鹿特丹领事馆当副领事。八年的岁月带来了惊人的变化。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来了，火车全换成了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随着北欧天然气田的开发，这个迅速发展的行业正在往住房里安装中央供暖系统。那种古怪的小食品杂货店也正让位于超级市场。不久，我明白了富起来的主要因素。总领事告诉我，我的主要任务是促使美国在荷兰投资和荷兰向美国出口，同时要跟踪鹿特丹港口的情况。当时还不叫全球化。法国作家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在他写的一本畅销书里称为“美国的挑战”。不管怎么叫法，投资资本流入欧洲之后，工厂建起来了，可以吞进原材料、吐出预定运往巨大的美国市场的成品了，鹿特丹也随之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国际贸易和投资正在使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真正富起来——以美国人那种方式。

1972年，我住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担任斯科特纸业公司欧洲销售部的经理。在我绞尽脑汁为斯科特公司在欧洲各个不同国家的业务制订统一的销售规划时，逐渐对利用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创出欧洲全新经济力量的欧洲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和钦佩。1976年，我再度被派往日本。这次到了那里后我发现，麦克雷关于奇迹的那番话最终还是对的。交通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由于人们都在家自己安装大浴盆，公共浴室正在迅速消亡；一周工作的时间降到了五天半；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虽然说过，日本造不出任何美国人会买的东西，但日本与美国的贸易盈余照样很大，而且还有上涨的趋势。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国驻东京使馆工作。他夸耀说，他在敦促日本向美国市场出口方面，比我敦促荷兰出口搞得好。

我成为里根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时，与日本的贸易赤字已升至158亿美元，美国年度贸易赤字总数为270亿美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分析家说，这么大的赤字是无法支撑的。商业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交代我说，我的任务就是要减少这一赤字。1986年，我们与日本的赤字已达550亿，年度总赤字攀升到了1500亿。我失败了，这一点十分清楚。于是我离开政府，打算写本关于贸易谈判的书碰碰运气，根本没料到美国的贸易赤字（严格地说是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