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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事情商量好了。过了几天我认识了第三个新的领导成员，这就是洪扎·切尔尼，他早在五月间就同齐卡取得了联系。他是一个身材魁梧、风度潇洒的小伙子，同群众关系很融洽。他在西班牙打过仗，大战开始后，他带着一叶被打穿了的肺，经过纳粹德国回到了祖国，还留着几分军人的气质，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一个有才干、有首创精神的人。

几个月的紧张战斗和纯洁的友谊把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这三个人的性格和能力是相互补充的。齐卡是一个干练的组织家，认真而精细，办事严谨，不会被任何一句圆滑的话弄糊涂。他深究每一则消息，刨根问底，从多方面分析研究每一个建议，热诚却又铁面无私地监督每一项决议的执行。领导怠工和准备武装斗争的切尔尼，用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机敏而有魄力。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总能成功地找到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群众。而我呢，是一个宣传鼓动者，一个新闻记者，会凭自己的嗅觉工作，有点幻想家的气质，为了平衡也兼有点批评家的气质。

职务的划分与其说是分工，倒不如说是分头负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全部工作，哪儿需要就分头上哪儿去。

工作是不轻的。党在二月份受到的创伤还没有复原。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有些地方的组织全部被破坏了，有的虽然保存下来，但接不上关系。一些组织、一些工厂，甚至整个地区几个月都跟中央断了关系。在关系接上之前，我们只好依靠中央的机关报，希望它能到达他们手中来代替领导。我们没有联络点，也不能利用过去的联络点，怕有人监视着这些地方。最初我们还缺少活动的经费，粮食给养也十分困难，许多事情都得从头做起……这一切恰恰出现在党已经不能只做恢复和准备工作的时期。在德寇进攻苏联的日子里，党应该直接参加战斗，组织反对占领者的后方战线，在敌后发动小规模的战斗，这不仅要靠党组织本身的力量，而且要动员起全民的力量来进行。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准备时期，党不仅对德国警察，就是对于人民也是极其隐秘的。现在，党受到创伤，它在占领者面前应该更加秘密，更加改进自己的工作，但是在人民面前它却应当从隐秘转向公开，应当同党外人士建立联系，应该向全国人民和每一个决心为自由而战的人开门，同他们结成同盟，用直接的行动把那些还在犹豫的人引向斗争。

到一九四一年九月初，我们初步能够这样说：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把严重破坏的组织恢复起来——我们离这个还远着呢，但是我们却有了一个组织得牢固的核心，这个核心本身已经能够，至少部分地能够完成一些重大的任务。党的活动明显地恢复了。各个工厂的怠工和罢工的次数在增加，——九月底，他们派了亨德里希来对付我们。

第一次戒严并没有摧毁那正在增长起来的积极反抗，但是把它削弱了，党受到了新的打击。特别是布拉格地区的党组织和青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批党的宝贵的干部：扬·克雷依奇、什坦茨尔、米洛什·克拉斯尼和别的许多人都牺牲了。

每次遭到打击之后，都可以看到党是多么不可摧毁。一个战士倒下了，——如果另一个人代替不了他的话，就会有两个或三个人站到他的岗位上去。一九四二年初，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强的组织，虽然它还没有包括所有的部门，也远没有达到一九四一年二月的规模，但是它有能力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完成党的任务了。虽然我们大家都分担了这项工作，但主要应归功于洪扎·齐卡。

关于我们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将来可以从同志们秘密保存在地下室或阁楼上的文献资料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我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我们的报纸传播得很广，不仅党内的同志读，而且党外人士也读。它大部分是在许多各自独立而相互严格隔离的秘密〃印刷所〃里用复印机印出来的。根据形势的需要，经常出版很快。比如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同志给苏联军队的命令，二月二十四日夜晚就已经传到第一批读者的手中了。印刷人员出色地工作着，如医生组，特别是〃富克斯——洛伦兹〃这个组，他们除了出版报纸，还出版了全世界反希特勒的情况报道。为了节省人力，其余的工作都由我亲自承担。还准备了一个万一我出事时可以代替我工作的人。在我被捕后，他就接替了我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我们建立了极其简单的机构，这样在执行任务时，就可以尽量少用人。我们缩减了一长串的联络点，因为一九四一年二月的经验证明，过多的联络点不但不能保护党的机构，反而会使它受到威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