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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很多次，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生怕她们摔倒，跌成骨折，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1991年圣诞节，我是在新西伯利亚市度过的。孩子们把雪堆得是有四层楼那么高，然后一个个从顶端往下滑，再爬上，再往下滑，一刻不停，没有一个孩子落伍。这些小朋友的体力是很强的。有几次，我见到几个小孩在雪地上躺着晒太阳。我跟大人说，这样要冻坏的。他们笑笑说：“没有事。”严寒锻炼了人的耐力，也锻炼了意志。

西柏利亚的春天十分短促，到处都是冰雪消融后的泥泞。雪停了没有多少时间，就进入初夏时节，孩子们便欢快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到密密的森林中去采集野果、蘑菇、蕨菜等；到河里、湖里去游泳，去乘汽艇遨游；到儿童乐园玩各种游戏；到草地上去野营。在伊尔库茨克市医院附近，也有教授日本柔道和中国气功的培训班，一些学生课余也去学习。那里的署假放三个月，孩子们经常随父母到外地疗养，旅游，晒黑一身皮肤。当时日照长，到午夜后太阳才下沉，小孩多半一直玩到天黑了才回家。他们吃得很简单，菜很少，有的只吃黑面包和牛奶，但由于重视锻炼，体质的确不差。有的孩子还被安排到部队去过夏令营，经受更严格的磨练，显得勇敢、

悠然下山去

南风窗

栖云

森林中举办比“大”比赛。老牛走上擂台，动物们高呼：大。大象登场表演，动物们也欢呼：大。这时，台下角落里的一只青蛙气坏了，难道我不大吗？青蛙嗖地跳上一块巨石，拼命鼓起肚皮，并神采飞扬地高喊：我大吗？不大。传来一片嘲讽之声。

青蛙不服气，继续鼓肚皮。随着“嘭”的一声，肚皮鼓破了。可怜的青蛙，至死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

我的一位朋友，是个登山队员，一次他有幸参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在6400米的高度，他体力不支，停了下来。当他讲起这段经历时，我们都替他惋惜，为何不再坚持一下呢？再攀一点高度，再咬紧一下牙关。

“不，我最清楚，6400米的海拔是我登山生涯的最高点，我一点都没有遗憾。”他说。

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联想起人生，一个人不怕拔高，就怕找不到生命的至高点。任何事情都存在突破口，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穿越突破口，抵达更高的层次。”“如果说挑战是对生命的发扬，那么明智该是另一种美好的境界，是对生命的爱戴和尊敬。一个不懂得珍惜生命的人，命运会给予他惩罚。

那样，揣一根坐标尺上路该是何等重要！它能督促我们不懈努力地攀登，又能提醒我们恰到好处地戛然而止。

仰之弥高，那是笨蛋的愚蠢和贪婪。一个智者，此时此刻，也许悠然而从容地下山去了。□

尤今看人生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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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今

背后那双眼那一年，我读中二。

清楚地记得：当时《南洋商报》有个服务版，每周都拨出一定的版位，让读者免费刊登“征求笔友启事”。

我是个终日把自己囚禁于文字的女孩——既爱读，也爱写。握在手中的那管笔，仿佛藏了千军万马，老是呼啸着想冲出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却是个木讷口拙而又孤僻离群的人，因此，以笔交友，对于社交生活一片空白的我来说，充满了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力。

一日，鼓起勇气，以“漪佩”为名，拟了一则“征友启事”。

两周过后的一个早上，才踏出房间，便听到爸爸喊道：“过来。”

指着报上的那则征友启事，问道：“这漪佩，是你吗？”爸爸那张好像“发霉面包”的脸，使我本能地起了战栗性的惧怕，以细若蚊子的声音应道：““是。”

接下来那一周，信件惊人地多——不是一封一封地飞来，而是一叠一叠地涌来，信箱几乎都被撑破了。

爸爸坐在身边，拆信、读信，然后，成堆成堆地用像皮筋子捆起来，表情肃穆地嘱我拿去丢掉。我倔强地忍着眼泪，照他的指示做。信从十多层楼上往垃圾桶扔下去时，发出了闷闷的声音，我明显地感觉到悲哀像一阵黑黑的风，冷冷地掠过我挂了一块铁的心。

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件事一直是我心里很大的一个疙瘩。它连同生命里许多快乐与不快乐的事儿深深地埋葬在我记忆的底层里。

事隔30年，在接受资深记者黄丽萍小姐的访问时，爸爸忽然提起了这件尘封已久的往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