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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电报，万难奏功。非山西本省人身任其事，亲往主持，纠葛愈深，内部意见日兴，势将成最难解决之势。现旅沪山西同乡会要求速派专员赴晋：一、与袁得直接交涉，要求撤兵；二、得亲入山西内部调和意见，以定都督所归。俾无相争执，得以和平解决，实为急要。祈先生极力主持，从速派遣，不胜翘企待命之至。……旅沪晋人成咸欲以狄楼海为宣慰使，未知尊以为如何？

狄楼海受命为宣慰使后，提出七条意见，分电阎锡山、李盛铎、山西咨议局和国民公会，以及各报馆，认为只要采纳实行，他赴晋不赴晋，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七条意见是：

一、公恳阎都督顾全大局，力任其难，毋固言辞职；

二、安插未撤驻兵，取消河东军政分府，以定统一机关；

三、消灭咨议局。取简单方法，组织临时省议会，以一代表民意机关；

四、分拨兵械于各地方，以资镇慑；

五、调和旧日意见，急收各属人望，以期一致进行；

六、确定地方官吏，免致观望，以期政令易行；

七、速设讲演团，以期共和知识普遍人民。

对于以上意见，阎锡山十分赞同。他立即复电狄楼海：“政府爱晋，简君宣慰使，且感旦喜。条示政见，具见我公关怀桑梓，顾全大局。惟山一节，则自审才力薄弱，绝不敢肩此重寄；只以接替无人，未便遽行脱卸，切盼尊驾速旋，极力主持，倘三晋同胞早离水火，实受公赐。”

阎锡山不断提出辞卸，实际是一种谦让的表面辞藻。自转绥包以来，他曾向周维藩、孔庚提出辞称。如果说那时的辞称，是为了自请弃职，缓解清军进攻山西的势头的话，那么，在回到忻州后一连向清朝逊官李盛铎、革命党人狄楼海提出辞呈，则是别有目的的。在经历了包绥的艰辛转战和袁世凯作梗不让他回省握柄之后，他更认为实力是决定一切的。南北虽然议和，但在北方，实力仍操在袁世凯手上，作为华北战略重地的山西，袁世凯是不会轻易放手的。阎用“变通”的思维分析，深知不取得袁世凯的信任，是无法在山西立足的。他向袁的信任者李盛铎的辞呈，实际上也是向袁世凯投出的“橄榄枝”。希图通过李向袁表明，他无心率领民军与袁作对。至于他向狄楼海提出的辞呈，只不过是想以此推动狄楼海继续为他争得政治地位而已。从他此后曾接受别人建议，敦请在乡闲居的董崇仁赴京在袁世凯面前说项一事，也可看出，他并不是真心实意想放弃都督权位，拱手让与他人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还乡视事　多方折冲（2）

董崇仁，字子安，定襄人。其父清末在皇宫包揽工程，因缘时会，得以结识袁世凯，崇仁遂拜袁为师，跻身官府（具体职务不详，电报中有称董为观察的，有称董为道员的）。1897年山西商务局与英国福公司签订采矿条约，将山西矿权出卖后，盛宣怀、袁世凯见有利可图，遂由盛、袁（北洋）及山西各出银十万两，以维护矿权为名，成立同济公司。袁世凯即派董崇仁为同济公司负责人。　山西各界开展争矿运动后，福公司又与同济公司勾结，拟合办山西矿务。最后在山西人民的反对下，同归失败。阎发现董可以与袁接近，遂请董赴京一行，转达他对袁的拥护和忠顺。

另外，阎又乘定都问题，借机向袁输诚，以表示他与革命党人已不相为伍。当时，在确定建都地点问题上，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有着尖锐的分歧。革命党人主张建都南京，因为南方革命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因此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提出的三个附加条件，有一条便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他一再强调说：“惟临时政府地点，仍须设立南京。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故鼎新，当存一番佳境。”而袁世凯则主张建都北京，因为北方是他的老巢，他的北洋军主要在北方，北京是他个人势力的中心，他绝不愿意离开这个中心，到南京去受约束。他要在北京依靠北洋军巩固他窃取到的政权，以便为所欲为。这时，各方面的人物都在表示自己的意见，革命党人支持孙中山，守旧人物支持袁世凯，阵线是分明的。阎锡山为了讨好袁世凯，不失时机地与原清政府在山西的官员李盛铎、许世英、林学咸、骆成骧、王大贞、周渤等联名发表通电，赞同建都地点“以北京为宜”，并进而分析说，“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目前自无舍北就南之理”。　这是阎第一次站在不同于革命党人的立场上发出的声明。

袁世凯在初步了解阎锡山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