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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之外证明自己的价值的,但石一宸不是这样认为,他把自己的价值融入和平时期对未来战争的预测和思考之中,他废寝忘食孜孜以求钻研战例阐发军事理论的直拗与干劲,在我军高级干部中实属罕见。无论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顾问,还是退下来,一不打猎,二不钓鱼,三不搓麻将,四不甩老K,五不吃饭馆,六不游山水,每天除去散步一小时就是手脑并用,不停地读,不停地写,一部部军事专著、论文、回忆录从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将军笔下面世,《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问题》等论文还被列为全军高级干部必学的教材。谈及1958年的“八·二三”,石一宸说:毛主席军委要求确保首次炮击的突然性,这是一个很简单也很不简单的课题,很简单——你在计划中尽管把要求写进就是了。很不简单——实际操作中,任何一个环节哪怕出一个小纰漏,都有可能毁坏“突然性”。
毛主席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金门的眼皮底下大修工事,调动部队、装备而又不叫敌人发觉,确保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大工程。
一个多月,我们无非操心那么几件事吧:
堵住敌人的耳朵。那时,福建前线敌特挺多,有从海上漂来的,有从空中丢下来的,还有隐藏潜伏下来的,常打信号弹发电报或搞破坏,搞得人们神经很紧张。记得有一天,刮大风,一小股敌特乘着暗夜摸上岸来,打了几枪,抓了我们个把人,回去大吹大擂。北京对这件事批评很厉害。我到前边去处理,晚上,站在哨位上,叫几个战士在敌人上岸的地方走一走,确实是既看不到,也听不到。我们海岸线那么长,哨所再多,也不可能撒豆成兵嘛。防敌小股偷袭,一直是前线的一件大事。因此,炮战前,我们一方面加强战区的战备,一方面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着手将战区人口疏散,多少万老弱病残幼都迁到后方去了,可疑分子也一块大搬家,前线仅留下少数经严格政治审查的基干民兵。这样,前线的安全环境得到过滤和净化,敌特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难以立足,等于把台湾、金门的耳朵堵住了。
捂住敌人的鼻子。懂炮兵的人都知道,对一个目标观测的点愈多,点与点之间的距离越大,交会目标的方位角度便越精确,我们对金门几百个目标一般都由三对交会观察所进行侦察,所距基线由800米增至3700米,精确计算每门炮对每一个目标的射击诸元,到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按这个诸元打,预计进行面积射是可以得到满意结果的。算好了诸元,一律不进行试射,一个多月里,我们对金门不打一发炮弹,不让敌人从硝烟里边嗅出我军的真实意图。
十六、17时30分开炮
蒙住敌人的眼睛。连天的大雨,给部队开进、施工带来许多烦恼、痛苦,但也有一个好处,遮挡了敌人的视线。所以天气最恶劣的时候,部队恰恰干得正欢哩。部队调动一般都在天黑后进行,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侦察卫星和红外夜视器,黑夜确实是个把所有秘密都一古脑装起来的保险箱。8月22日午夜和23日凌晨,我们几百门大炮和几千吨弹药从待机位置进入发射阵地,车辆全部闭灯行驶,当时急造军用公路都修好了,很快,各就各位,马上搞伪装,太阳出来后你看吧,我们阵地上的影象和昨天没啥两样,一切如故,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麻痹敌人的神经。一个月内,我们适度地在福州那边制造一点情况,福州龙田机场的飞机时不时起飞一下,偶尔,向马祖打一阵炮,戏不能太过,要恰到火候。敌人果然错觉上钩,8月22日蒋介石还派了一个陆战师去加强马祖,我们的“声于北而击于南”的策略大体奏效。
保证首次炮击的突然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炮击的时机。这可是毛主席直接掌握的,开炮命令,必须由他亲自下达。
8月23日,炮击金门的指挥网络是这样的:毛主席在北戴河做决定,叶飞把决定从北戴河传到北京总参作战部。作战部王尚荣部长直接向厦门云顶岩下达最后命令。云顶岩前指总指挥是军区副司令张翼翔,但他不管接电话,王尚荣的电话由我负责接,再由我向各炮兵群下达。预定17时30分实施炮击,到底打不打,我们在厦门,就等北京王尚荣一句话了。指挥坑道里,我的周围摆了十几部电话机,与各炮兵群、分群有直达线,有迂回线,还备有分线路随时可以调用;确保命令畅通无阻。战时,我甚至可以同任何一门火炮直接通话,整个通信工作是相当出色的。
从下午15时开始,我与总参王尚荣开始用加密电话联络,我一直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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