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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岛西南部，瘟疫的传播比温暖、干燥的欧洲大陆南端更为容易，更为迅速。在干燥的地中海地区瘟疫病菌只能生存数分钟，而在潮湿阴冷的天气下，瘟疫病菌的生存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不论是干燥的地区还是潮湿的地区，都会因跳蚤的叮咬传播而感染瘟疫。但是，除此之外，不列颠岛上还更容易受到空气传播的瘟疫病菌的感染，这些瘟疫病菌根本无需跳蚤叮咬传播的帮助就能使人直接吸入。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瘟疫和一个地区的气候和生态之间的关联。

城市：病菌的天堂

也许比疾病影响历史更为微妙的是，人的行为能将时疫扩大到非常的规模，为“慢性”病（比如爱滋病）的扩散打下基础，这些疾病不是突然出现或隐退，而是需要很多年才出现症候。对这些灾难“贡献”最大的当数城市。在历史上，中心大都市一直被当做人类最杰出智慧的磁铁，城市的增长力历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的标志之一。都市吸引了无数的人，却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敌人——细菌的聚集地。

细菌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繁茂滋生，因为那里的人们经常保持身体的接触，吸入别人呼出、咳嗽或打喷嚏的废气，有范围很大的潜在的性伴侣，他们从当做排水沟用的河里取水饮用，垃圾多得难以处理。在这么熟悉的人群中一个人直接或间接地要接触那么多人，于是，已经在水中、废物、房屋、家具和食物中滋生的细菌，便会像一场烈火在烘干的大草原上迅速蔓延开来。

在繁荣的城市，有众多人住着光彩豪华的住宅，却也有无数的人仍然在没有活水和有效的污物处理的条件下生活着，而这正是细菌的天堂。房屋不足异常拥挤的贫穷城市，更易被感染。“如果罗马贵族偶尔由于水道中的细赤痢，”医学记者劳瑞尔·加瑞特写道，“下游的平民肯定要遭受贵族感染后的废物造成的双倍的细菌危害。”

1853年8月末在伦敦的布罗德大街，那个小小教区中两周内便死了700人，著名的医生约翰·斯诺发现霍乱空前肆虐是因为人们都在用同一个污染了的水泵取水，他劝说教区行政长官拆除了瘟疫中心的布罗德大街上的民用水泵，这才使那里住户和工厂都逃过了劫难。这是一个不算太古老但很经典的故事。现在在大多数城市，用水泵取水的是不多见了，但是，如果我们用水泵借代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活设施，那我们和1853年的布罗德大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尤其重要的是，现在的城市系统越来越庞杂、越来越官僚，一个医生就可以让城市当局改变既有的设施，这几乎是天方夜谈。

在城市，公共化的程度越高，流行病的通道就越多、越通畅，一旦流行病获得传播通道，它将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和毁灭性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尤其在居民没有任何自然防线来抵御微生物入侵之时。

西方城市今天整体上已经非常卫生了，但仍是致命的微生物的滋生之地，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变得严重。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指出：“两个世纪以前，世界上98％的人是农夫和村民。很快有一半的人成了城市人，许多人生活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这样城市的水、垃圾处理系统、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公共健康规划的使用是超载的。”

那些最易受到新型细菌感染的将是大城市中“丧失免疫力的人和穷人”。卡伦警告道：“如果年轻人缺乏食物，没有工作和希望，他们就会变成社会和医疗业的定时炸弹，变成疾病的传播者。”

引言

自古以来战争就是瘟疫的放大器和开路先锋。14世纪蒙古军队首领詹尼伯格在一场攻城之战中把患有鼠疫的士兵尸体抛入城中而引发更严重的鼠疫，詹尼伯格因此背上了千古骂名，但上个世纪40年代日本在中国投放细菌导致瘟疫却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这体现了人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矛盾态度。在生物科技发达的今天，制造一场瘟疫易如反掌，1美元的成本就可以让1平方公里范围的生物化为云烟。恐怖主义组织掌握着大量毁灭性的生化武器，生物科技提供的“复制瘟疫”的可能性也许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悲哀。

战争放大瘟疫

引言：战争是潜在流行病的开路者和放大器，这个结论恐怕谁都可以接受。战争不算是瘟疫的元凶，但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帮凶。在整个历史上，许多次重大的瘟疫都是借着战争扩散，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故意的。只是无论哪一种情况，战争的制造者们都不会甘愿将瘟疫传播的黑账算到他们头上而已。

1348年黑死病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似乎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