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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孝慈和我说，她真想住到庙里去。外婆是信佛的，在南昌时她供拜观音菩萨，到新竹後住的地方实在人多空间小，连好好摆座观音佛像的架子都没有。当她说想带发修行，我们感受得到她内心有多苦。

初抵新竹两个月後，二舅舅　若一味地想要做生意以免坐吃山空，外婆拿他没办法，只有把从大陆带出来的所有首饰细软，全数拿出来变现，才勉强买下中央路一百五十一号的房子。有关费用全是父亲要王升在我们离开南昌前，交给外婆的盘缠和安家费，里面有大头银洋和黄金金条，一共勉强凑到二十万左右的新台币，买下那幢只适合做生意并不适宜住家的店面。

然而，二舅想做买卖的点子是随兴而起的，没有详细地思考或规划，而且又不在行，一路下来，不到两叁年，从开委托行、卖烟酒杂货、代售《香港时报》、《青年战士报》，到开碾米厂，转行好几次，没有一件做成功，所有的钱全赔尽了并开始举债；加上他刚愎的个性，後来又和王升不睦，还和当时唯一的表叔周仲超闹翻、吵架，甚至於对簿公堂。周仲超是外婆的亲侄儿，外婆要我们喊他表叔，当时他官拜陆军上校，穿上军装来到新竹时显得非常神气，《新新闻》杂志社董事长周天瑞就是他长子。

表叔周仲超曾经在一九五四年带天瑞、天琪两兄弟，到新竹来向外婆拜年。天瑞和我是有血缘关系的亲表兄弟，小时侯见面的情形，相信他会依稀记得。当时我念初二，他比我们小几岁，可是他们的衣着很光鲜体面，还穿着皮鞋，比我和孝慈好多了，令我们心生羡慕。上校军官的生活在当时至多只属中等，但和我们在新竹过的日子相较，就风光富裕多了。天瑞、天玮两兄弟就像是大城市里孩子的典型，我和孝慈反倒像是乡下小孩。外婆对於有这麽一位上校侄儿，颇觉骄傲，且军官有固定月薪，经济状况看来就宽松多了。

二舅和王升之间，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无法相处，後来几乎停止了交往，原先父亲透过王升过年过节一年叁次送来的生活费用，也因此中断。於是，在日子几乎快撑不下去时，二舅只好硬着头皮向表叔周仲超伸手借了一万一千元应急，这在四十多年前也不算一笔小数字。根据外婆说，二舅曾每月支付一些利息，可是当借款到期，展延了几次仍无法还钱，後来连利息也止付了，为此，表叔还来过新竹讨债。由於无法解决，和二舅发生过口角，当然不欢而散，随後二舅被告到法院。当然表叔也是克勤克俭才会有点积蓄，看在和外婆这一层难得的亲戚关系上，才冒险将辛苦钱借给二舅，却没想到後来会血本无归，他的激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外婆来说，夹在一个事业有成的侄子和一个举债度日的儿子中间，真是苦不堪言，难怪外婆会有到庙里去住的念头。

难民岁月”　心志

二舅舅来到台湾时，和不少其他外省乡亲所持的看法一样，对於住在台湾，都认为只是“暂时”避难性质，就像抗战期间躲日本鬼子一样，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顶多住上叁年五年，最长十年八年，很快就可以重回老家了。他来台之初，根本没有久居之念，连购置家具都以“应急”为先，愈简单愈好，最好是买一些用了一段时间便可以弃置而不觉可惜的东西，以免不久之後要回大陆时带不走。他只准买所谓“第一优先”的生活必需品，凡是比较贵一些的，都成了不予考虑的“奢侈品”。依此逻辑和界定，在新竹家里所用的物品，

其简单和简陋就可想而知了。

“逃难”一词，也给了二舅舅很好的说词与借口，用来解释为什麽我们家不能和本省籍的左邻右舍在物质水平上看齐。因为我们不久是要返乡的，住在新竹就像暂住旅馆一样，同时可以藉此用来对他没有赚钱的本事做很好的掩饰。常常听到他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大家都要节衣缩食，一切都要简单。”这句话，他讲了几十年。

因此从一九四九年我进新竹东门国小念小学叁年级，到一九五九年自新竹省中毕业後，十几年当中，家里所谓的家具，就只有两张竹桌子，一张放在楼下作餐桌，一张放在楼上堆放东西，加上六张竹椅、两张　椅；两张竹床，一张外婆睡，一张我和孝慈合睡。全家的家具，仅此而已。二舅一家人，更全部挤在一间叁、四坪左右大的榻榻米小房间里，省掉了桌椅、床铺。至於沙发、电风扇、电熨斗、收音机、吹风机等等，当然是二舅口中的“奢侈品”，不用去想、也不会去买。

後来，二舅舅不幸得了青光眼，由於他对医院和医生根深蒂固的恐惧与不信任，而延误了就诊，导致双眼全瞎，直到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