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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伤并成功地把这项天大的　密深锁心中数十年，不怨天、不尤人，更未自暴自弃，反而知所奋进，各自在不同领域里，走出一片天来，这是外婆艰辛的代价成全了我们，只要想到那夜她热泪盈眶的双眼，和那双轻抚我们面颊、微微颤抖且布满皱纹的双手，我们就会强忍泪水，潜心向上。当十六七岁时弄清楚自己亲生父母是谁以後，我和孝慈一下子变得沉静起来，甚至内向而寡欢。这是一种内心的折磨。

那天站在成功岭的队伍里，我不只是好奇，急着想看到像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蒋总统”，更想偷偷地感受一下自己爷爷的慈祥。

他是我爷爷！

祖父校阅时，学生队伍一律举右手扶枪行注目礼。我用眼睛馀光看到他老人家从右边缓缓走过来，内心兴奋不已，心跳也加速。他戴着叁军统帅帽，披着那件招牌式的披风，带着白手套，面带微笑，步履稳健而轻快，神采奕奕，威仪慑人。当他走过我面前，接触到他目光的那一刹那，我心中一怔，真想唤他一声“爷爷”，但我不敢。他双眼炯炯有神，面色异常红润，身材没有想像中高；他威严中不失和蔼，一直带着笑容，向我们颔首回礼。他眉毛很淡，唇上的胡须已白，身体却显得健朗。我感到他很亲切，我晓得他是我爷爷，但是在那一刻里，“他是我‘总统’”的感觉超过了“他是我爷爷”。

我继续转首行注目礼望着他的背影，我问自己：“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孙儿就站在这里，和所有优秀预官一样，认真地接受着严格的军训？”如果有人敢事前告诉他孝严在受训，他该会有多高兴和安慰？！

外婆说，祖父早就非常清楚我们的事。四姨妈亚梅还说过，母亲在广西桂林过世後，我和孝慈先被带到江西万安，住了一年多，再搬到贵州，两年後才回到南昌，蒋老夫人还曾差人带口信到南昌，问外婆愿不愿意把这对双胞胎交由蒋家抚养？如果舍不得，可不可以只抱走其中的一位？外婆没有答应，只告诉那带口信的人说：“我女儿都死了，两个孙儿是我命根子，他们是分不开的！”

再见面已是永隔

当我第二次见到祖父时，已是十二年之後，一九七五年我　密从美国回台为他老人家奔丧。

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奉派“驻美大使馆”工作时，深感自豪，因为我是蒋家第叁代当中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经由特考及格进入“政府”工作。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通过“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考”，接着到“外交部外讲所”接受十个月的严格训练。“外讲所”的设立是“外交部”的创举，同期同学均自我谑称为“黄埔一期”。

十四年之後，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长”，部内就流传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当祖父获悉他的爱孙孝严考上了“外交官”，很是高兴，不动声色地命令“外交部长”魏道明立即编列预算，设立“外交领事人员训练所”，除了强化国际公法、私法、国际贸易等专业知识训练外，还安排了高尔夫球、交际舞、桥牌等那时算是很时髦的课程。听到这种绘声绘影的说法，我只有笑笑，无从证实，也无以否认。但此一传言，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外交部”里面已经渐渐有人耳闻我和蒋家的关系。我不会向人提起自己的家世，就是有人向我打探一些真相，我都会托词闪避。

外放生涯尝甘苦

一九七四年我携眷飞抵华盛顿“驻美大使馆”，那是二月初下着大雪的寒冬。美国在冬季搬家的人不多，现成待租的空屋更少，当时“外交官”的待遇不如现在，叁等　书的月薪只有七百四十块美元。“驻美大使馆”的同仁，大部分都集中住在华盛顿近郊的惠顿区（Wheaton），因房价较廉，那一带大都是美国社会里的中收入户，要不就是韩国、越南、墨西哥和从台湾去的移民。“大使馆”的同事程建人与戴瑞明，和媒体朋友傅建中、王景弘、王嗣佑等人也都住在那里。

因为没有积蓄，我外放时虽然领了治装费和预支的薪水共叁千六百美元，因为要花一笔钱买汽车，所以在华盛顿旅馆住了叁天，手头变紧，感到吃不消，於是我找“大使馆”的另一位叁　左泽华商量，让我们一家叁口在找到房子前，挤到他小公寓里的客厅打地铺。左泽华是“外交部”　书处老同事，他一口答应，由我分担他叁分之一的房租，他成了二房东。我们便在他客厅住，这一住就是一个半月。

他租的公寓只有两间卧房、一个小书房、一套盥洗设备，客厅饭厅连在一起，总共四十坪上下。他们夫妇用一间卧房，还带一个半岁多的男孩，另一间卧房已分租给在“大使馆”担任会计的薛粮辉，所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