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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执政后相继采用了几项措施来解决财政问题。一项是更定钞法，于当年三月颁行至元宝钞。另一项，最重要、反响最大的，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首先检校中书省，查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桑哥志在严厉整治中书以张声威，遂审问省官，参政杨居宽自辩：“实掌选，钱谷非所专”，桑哥令左右拳击其面，责以用人不当。

参政郭佑被“多所负，尸位不言以疾为托”，也遭到殴辱。十月，杨、郭二人均被处死。以失职之罪竟诛参政大员，殊属苛重，桑哥当总制院使时少人走他的门路得内旨授官，其中必须通过中书的，有些被杨居宽裁掉，裁不掉的也被记下其得官之由，因此桑哥怀恨，乘机报复。

当时凡仓司无不钩考，声势甚厉，御史台吏王良弼与人议论说：“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其言良弼，以诽谤尚书省政事罪杀之，籍其家。

桑哥遂以钩考事重，奏置征理司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十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除湖广省已委其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两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

于是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云南、吐蕃外）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欠钱粮，期限严急。钩考的目的完全是为解决国用不足问题在桑哥上奏中说得很明白：“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由于旨在多征钱粮，所委任钩考官又多贪饕邀利之人，行省承风，严厉督责下属，唯求增羡，除责偿于亏、盗钱粮的官吏外，势必主要逼取于百姓。

通过实行钩考追征欠钱谷，只能暂时补足一下国用，桑哥提出又一项措施，即增加赋税：盐课每引由中统钞三十贯增为五十贯；茶课每引由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增额十万锭，大增商税为25万锭；有协济户１8万，入籍以来只输半赋，今增为全赋。

桑哥还提出了另两项增收节支的措施。至元二十五年四月，他奏言：“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

之外，验亩征租。”准行之。“扈从之臣”系指怯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

其年十二月，他又提出：“有分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芶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赏赐诸王贵戚（即“有分地之臣”）是当时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桑哥不得不予以裁抑。

按照桑哥的建议，还收缴了安西王相府印。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以上几条都触及蒙古贵族以至皇室成员的权益，桑哥也敢于提出，并被采纳，可见忽必烈对他的宠信程度。

除了任用桑哥之外，为了集中力量首先征服海都，忽必烈南宋的各种行为也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的意图只在镇边，并不急于攻宋。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甚至当对于四川正在进行的招降王立，也吩咐在暗中执行，不得暴露国信，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

对于江南却是十分示好。诏命江淮释教总统杨琏真加遣送南宋宗戚谢仪孙、全允坚、赵、赵太一回江南省亲，然后又以留梦炎等南宋故臣为首展开了新一轮的议和活动。

正在江北打的火朝天的时候，大宋却接二连三的遇到了喜讯，首先是乃颜遣从日本转到而来，要与大宋结盟，攻击忽必烈。这个事情还在考虑之中的时候，海都尝到了火器威力的甜头，也向蒲寿庚下了大量的订单，请求给予补给，三方互相约定，永不侵犯。

正在得意之间，江北忽必：却是命令自己的孙子答剌麻八剌为南王，前来洽谈议和事宜，由答剌麻八剌的封号上就可以看出，忽必烈暂时对于大宋没有什么敌意，因为北方鞑子，无论是女真还是西夏、蒙古，只要对南方封王，无一不带有“平”、“镇”“扫”之类的征服之词，而对于答剌麻八剌的封号仅仅是南王，而不是平南王，就可以看出了向大宋示好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