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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那个孩子。”

她说：“没有啊，我觉得他对我们很接受啊。”

我说：“不对，一定有什么不对。”

“你想多了。”她说，“对了，明天能做卢安克的主采访吗？”

我皱着眉，急躁地说：“不能，放到最后再做。”我知道她急切地想要把主要采访拿在手里才安心，这是常规的做法，但我没法告诉她……我几乎有一种愿望，如果能不采访卢安克就好了。如果突然出了什么事，或者他明天拒绝了我们的采访，就好了。

通常我和老范会交流一下采访应该怎么做，但这次只字未提。我带着近乎冷漠的神色写自己的提纲，她在隔壁床上时不时看我一眼，期待着我说点什么，我被这小眼光一下一下打着，几乎快恨起她来了。

我是对自己感到愤怒，愤怒是对自己无能的痛苦。

第二天，我们还是拍摄孩子。

板烈小学有两百四十名小学生，一百八十名是住宿生，很多孩子从四岁起就住在学校里，一个宿舍里七八张床，半数的床是空的，因为小孩子选择两个人睡一张床，为了打闹，也为了暖和。家里给带的倒是最好的红绿绸被子，久无人洗，被头上磨得又黑又亮。

孩子们的衣服大多是父母寄来的。问父母怎么知道他们的身高，其中一个说：“我一米二，我用折尺量的。”另一个孩子的球鞋，是自己上集市买的，十八块钱，用粉笔描得雪白，明显超大，两只脚尖对得很整齐搁在床下。

卢安克不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没有教师许可证，不能教正式的课程，只跟孩子们一起画画唱歌，生火做饭，修被牛踩坏的橡胶水管，周末也陪着他们，下过雨的泥地里，从高坡上骑自行车冲下来，溅得一身烂泥。

这些小孩子性情各异，但都黏着卢安克，一条腿上横着躺四个孩子，叽叽呱呱叫他“老爸”。我试图看这是不是孩子在外人面前的攀比心理，发现不管我们在不在他们视野里，都一样。

学校中心有一棵木棉树，有些年头了，长得高又壮，他们仰脖看：“卢老师，你说大马蜂窝会不会掉下来？”

“不知道。”他慢声说。

有个孩子揪着他往下坐，把衣服袖子拉下来老长，卢安克就歪站着。孩子问“大马蜂会不会蜇人”，一个门牙上粘着菜叶的家伙嬉笑着戳他：“蜇你。”

他两个扭打翻滚在一起了，卢安克也不去看，跟剩下的几个继续聊马蜂的事。

我打心底羡慕这些孩子……不是羡慕他们和卢安克的亲密关系，是羡慕他们合理自然。他们的一举一动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感情就释放出来，无拘无束。

人多的地方总有老范，她也围着卢安克：“木棉树什么时候开花啊？是不是鲜红鲜红的？安克你有没有开花的照片给我拍一下，安克……”她才不管他的反应呢，倒也欢天喜地。

我远远地看着他们。我的任务是采访这个人，我也想接近他，但一旦在他面前，我就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东西我熟悉多年，一向靠它保护，现在却让我窘迫不安，进退不得。

主采访总要开始的。

事后我想，我们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放弃了平常在屋子里打着几盏灯，布置好幕布，反光板反射着脸的布景，而是把采访地点放在了卢安克常去的高山之上。他和孩子有时一天在群山里走几十公里，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么都没有，累了就在空空的天底下睡一场。

扛椅子上山顶的时候，学校的领导说大冬天的坐外头太冷了。冷就冷点吧，如果不坐在土地上，手里不能抠着地上的草茎，我觉得我心里一点劲儿都没有。

山脚下是小学校，我和卢安克坐着小板凳，脚边放着一只破搪瓷盆子当炭盆。他没袜子，穿着当地老农民那种解放鞋，鞋帮上的洞看得到脚址。我想问一句，他温和地说：“不要谈这件事。”

机器上的小红灯亮了，摄像给我一个手势，一切必须开始了。

我从卢安克的经历问起，觉得这样有把握一些。

“当年在南宁发生什么了？”

“我记不起来了。”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沉静地看着我，很多次重复这两句话。

我脑子里有个“嗡嗡”尖叫的声音：“这个采访失败了，马上就要失败了。”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问到他为什么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