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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大班和第三大班、船长还有一半的船员。剩下的人他们会分别谈,并允诺给每人分一份利润。回去的途中他们要将大部分货卖掉,然后在维嘎岛附近把船弄沉。这可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唯一对此事提出异议的、没有被说动的人是一位海军军官学校的学员。”
“你呢?”我问道,“你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但我不会卷进这个卑鄙无耻的行动。”炎热的太阳下,他的脸红了起来,眼光坚定。
“我还不是这种人,到广东后,我们要把此事告诉当局。”
“这很危险。”
“人不能像畜生一样生活。” 姚纳斯答道,“安德芒军医明天上午指挥打猎活动,他打算把那些不愿干的人召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吧。”
我说我要考虑考虑。
第二天,卫利亚森分配我干很多活儿。他又病倒了,我没能随他们上岸。下午时分,当打猎的人回来时,安德芒军医被抬了回来。一个从欧肯岛来的水手枪走火,打死了他。
1744年5月28日,我们离开了巴达维亚的停泊处。在这个炎热的岛上,我们把35名伙伴留在那片陌生的教堂墓地。所有的人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盖着五脚深的沙土,借助指南针,我们让他们永远闭着的眼睛朝故乡遥望着。在死去的人中,有许多是姚纳斯告诉我不愿加入沉船之事的人。在巴达维亚死去的最后一个人是卫利亚森。一个星期四的早晨,我发现他死在他的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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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黄埔和广东(1)
在海上航行了一个星期,我们又遇到暴风雨。天空闪着雷电,海面上波涛汹涌,白天的天空变得像最漆黑的夜晚一样乌黑。巨浪从船的两边铺天盖地打下来,尽管有抓手缆绳,我们也无法从船艉穿过甲板,最后我们成功地把帆收了起来,只留下支索帆航行。船被海浪打得东倒西歪。有时,好像桅杆倒竖在上面。我和一个来自塞佛的男孩站在船舵旁,被绳子捆在舵上。他大概比我大两岁,他大声喊叫着。我不知道他到底喊些什么,只看见他张着大嘴,却听不到一丝声音。当我们到达广东时,他说他看见我张着大嘴喊叫,却听不到我在喊什么。传教士站在离我不远的甲板上。
这时,我看见一个人悬挂在甲板主桅杆旁的抓手缆绳上。每当海浪打过来时,这个人的手臂仿佛被拉长了一样。可怜的家伙试图紧紧地抱住缆绳,不让自己掉进海里。一连串的闪电不时地照亮甲板,令人恐惧的雷鸣声和海面上发出的声响交错在一起。闪电中,我看见一节绳子在我面前的甲板上。
也许,我已确信大家都即将在海浪中游泳,所以想都没想,就从捆绑的绳子中挣脱出来,跑上前抓住这段绳子,在甲板上沿着抓手缆绳向悬挂在那边、无法挪动的人跑去。我来到他面前,把绳子捆在他的腰上,把他扯回船艉,我们钻进那些保护我们不被摔到甲板上和落入海里的绳圈里。
回到原处时我才发现,我冒着生命危险拉回来的人是尼尔斯。
几个小时后暴风雨平息了,船长称之为台风。筋疲力尽的船员用最后的一点余力把几张帆升了上去,大部分人都累瘫在甲板上。
台风后,我们忙着把船弄干。船上到处是水,抽水小组拼命地抽水。船吃水太深,很有可能沉下去。我们的鸡被水淹死,两只猫失踪了。一只公羊在暴风雨中被摔在船舱的舱板上,头上的角被折断。许多人脸上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人能够记得起这场暴风雨是如何把这些伤痕留给他们的。糟糕的是,装淡水的木桶有一半被撞坏了。我们严格地定量供水,竟然坚持到了澳门。1744年6月1日我们到达澳门。在看到澳门灯光的那个晚上,姚纳斯失踪了。海面上风平浪静,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落到海里的。
在澳门,我们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中国人。他们皮肤呈黄色,眼睛向上斜吊,大部分人个头矮小。那些商人做生意时只收白银。他们的船有一把橹,这很难令人联想到我们自己的船。船常常建有几层楼,她们被称为舢船。有钱人衣着鲜艳华丽,留有长胡须,人们很少看见他们的夫人。
从澳门出来,我们继续向广东航行。由于航线水路浅,我们不得不在这条湍急的河上用绳牵拉着船逆流而上。我们将一只铁锚放在一条单桅船上,人们将单桅船用力向前划,直到铁锚的缆绳拉到尽头。铁锚从单桅船上被抛进水中,然后“哥德堡”号上的人开始用绞盘收回铁锚。当船被缆绳拉近铁锚时,铁锚有可能松动,从“哥德堡”号船尾放下另一只铁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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