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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没有它所作的贡献，战后欧洲的贫困和苦难实际上会更严重。

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两、三年内便为时常象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同盟国的政治家在战争年代中未能认真地为战后的和解拟定计划，这一点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战争初期，他们确制定了《大西洋宪章》，这一宪章由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1年8月14日在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的甲板上签署。它规定，战后的世界应没有贫穷和恐惧，在这个世界中，未经有关民族同意不能改变领土现状，每个民族自己决定政府的形式，所有国家的经济机会均等，解除侵略国的武装。不幸的是，人们没有为明确地、切合实际地应用这些理想主义的原则去解决等待着和平结局的各种问题而作出什么努力。1943年，在卡萨布兰卡、魁北克和德黑兰召开的会议都主要致力于军事战略，战后问题只是偶然地、笼统地被提及。

到1944年秋时，政治上的争端已不再能避免。苏联红军向多瑙河流域上游的推进正迫使德国人撤离巴尔干半岛，共产党领导的抵抗阵线的战士正填补这一真空。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巴尔干半岛的前景驱使庄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这两位领导人很快就对在这一有争议的半岛上划分的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则是英苏共同势力范围内的缓冲地带。这样，丘吉尔为了应付战略形势不利这一燃眉之急，不得不承认苏联在巴尔干北部的优势，以便维护英国在希腊的传统的首要地位。

就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谈判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开始在希腊登陆。他们紧随撤退的德军之后向北推进，但发现希腊抵抗部队已在他们之前占领了所有的城镇。这些由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部队没有进行抵抗，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忠顺地遵循克里姆林宫会时的方针。如果这些共产党人知道斯大林满不在乎地处置他们的国家，他们是否还会如此与人方便呢？思索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总之，他们向英国的小股部队表示欢迎，虽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能象有民族主义精神的铁托当时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轻易地阻挡英国军队前进。

尽管希腊抵抗部队一味顺从，但事实仍然是：在德国人撤离时，他们是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对丘吉尔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11月7日，丘吉尔告诉他的外交大臣艾登说：“依照我的看法，在为换取在希腊的行动自由而向苏联付出我们的代价之后，我们应毫不犹豫地动用英国军队去支持由M．帕潘德里欧领导的皇家希腊政府。”明确地说，丘吉尔的问题是如何有把握地做到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以使国家政权转到合法的皇家政府手中。各种解除武装的方案给提了出来，但没有一个能使双方满意。这一争端促成了一场最终发展成激烈、残酷的雅典战役的武装冲突。英国和印度联军从意大利迅速地开进了雅典，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之后，抵抗部队撤离了该地区。

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瓦尔基茨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抵抗部队交出他们的武装，作为回报，英国应许希腊进行选举和就国王回国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这样，丘吉尔保住了在莫斯科时分配给他的势力范围：在战后数年中，希腊一直站在西方一边。同样重要的是，在丘吉尔驱散左翼抵抗部队的战士时，斯大林意味深长地保持沉默。英苏有关巴尔干问题的秘密协议在当时是生效的、起作用的．

二、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雅典的战斗刚刚停止，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便在雅尔塔聚会，举行了他们在战时的最后一次会议。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国，有关战后解决办法的种种问题这时不得不予以专门的、实际的考虑。他们在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时几乎没遇到什么困难。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60天内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苏联将重新获得千岛群岛和1905年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和特许权，其中包括萨哈林岛南部、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以及与中国共同经管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

关于德国，这次会议推迟了对包括赔款和边境问题在内的大多数问题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过，会议一致同意，德国应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其中一个属法国），由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管辖。位于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