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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生产率问题首次得到解决之后，营养不良和忍饥挨饿的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同样，科学家警告我们，现代核武器以核冬天即人类自取灭亡的危险威胁着人类。然而，所有的国家都在继续装备自己，继续备战，仿佛我们不是在用氢弹、太空武器和毒气，而是在用长矛和弓箭打仗一样。上述例子说明，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时间滞差多么严重，多么可怕。

爱伯特·爱因斯坦既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又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广岛、长崎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警告我们：“原子弹的杀伤力已改变除我们的思想方法以外的一切，这样，我们会逐渐陷入空前的大灾难之中。”不幸的是，爱因斯坦告诫我们所要避免的向大灾难的陷入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有责任使人们警觉并认真考虑爱因斯坦对我们的警告。人类的前途取决于人们的觉悟程度；我希望，我的书能对人们的觉悟有所贡献。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序言

见是序言，就应该写得简明扼要；然而，本序言应是一个宇宙容器、一艘飞船，它将载读者登上月球，使他能观察到地球全貌，就象本序言之后的篇章使读者了解到地球上诸重大事件那样。

研究历史的全球性方法并不是一种新方法。实际上，它表示启蒙时代的编史传统又得到恢复；在启蒙时代，对世界历史的意法如同当时所要求的那样，是与关于进步的流行观点相适应的。在启蒙时代之前，西方历史学家由于需要使所有已知的历史事件符合于僵硬的《圣经》框架，受到了束缚。他们习惯将过去划分成与《但以理书》中所预言的亚达、波斯、希腊和罗马这四大世界帝国相对应的几个历史时期。但是，到17世纪后期，这一传统的划分面对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新的历史资料而愈益显得不适当。首先明确打破这种世界史编纂旧模式的是伏尔泰的《论各国习俗和精神》（1752年）和多卷本的《世界史》（1736—1765年）；这两部书不仅论述了《圣经》中古代的几个传统地区，也论述了中国、印度和美洲。

但是，到18世纪末，对全球历史的兴趣开始渐渐消失。而更科学的历史观念的产生，确立了资料须真实可靠的标准，这类标准是那时在论述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时所没有的。历史编纂视野狭隘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它推动了民族国家历史而不是先前的世界历史的编纂。这种局限于民族国家历史的历史编纂至少一直盛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盛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不过，在过去数十年里，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又开始恢复。历史研究的不断进步现已大大扩大了可靠资料的范回，而两次世界大战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随着通讯联络的飞快进步，迫使人们普遍承认“一个世界”的事实。表明这一新的历史编纂趋向的是H．G。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19年）、拉尔夫·特纳的《伟大的文化传统》（1941年）、威廉·H·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社会史》（1963年）以及当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历史杂志》和《人类史》。

这种新的兴趣之所以迄今对课堂教学未产生什么影响，显然是由于对世界历史的教学法是否切实可行这一点存有疑虑。倘若按通常的看法，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所有文明的历史的总和，那么上述疑虑是完全有道理的。当然，这种看法是十分荒谬的。就欧洲近代史课程而言，它毕竟不是依次讲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家、巴尔干半岛和波罗的海诸国家的历史。更确切地说，它虽然要讲述诸主要国家内部的基本发展，但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探讨那些曾对整个欧洲大陆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世界近代史课程与此相同，虽然其目的是分析世界诸主要地区的基本特点和发展历程，但同样重要的是，还要研究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因而，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世界历史课程涉及的史实繁杂，而是观察角度不同，即世界历史课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

如果考察从哥伦布航海到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近代初期阶段，观察角度不同的含义也许可得到具体说明。在欧洲历史课中，对于近代初期阶段，通常主要讲述的不外乎是：16世纪的王朝冲突、新教反抗、海外扩张；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专制君主国的兴起、英国革命；18世纪的王朝战争和殖民战争、启蒙运动、开明专制君主。

世界近代史课常常保留这些传统课题，同时还增加其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