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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菜，鱼翅鲍鱼全要上席的。红运楼是王草根旗下的一个饭庄，旧社会时叫“鸿运楼”，是C市的老字号。解放后改成国营，“###”中“破四旧”时“革”为“红运楼”。后来生意越做越不行，退休的人比干活的人多，服务态度恶劣：客人进了门好像是服务员，服务员反倒像是客人。王草根收购下来后，重打锣另开张，一次性买断员工工龄，让老员工都下岗，“劳动”来香港厨师和香港餐馆的大堂经理培训员工，专门针对高端顾客，现在生意异常火暴。可是秘书一会儿进来说，红运楼的首席厨师刚下中班，恐怕鱼翅鲍鱼做不出来。王草根勃然大怒，骂道：�

“妈卖屄的！去拖也要给我拖得来！由得他了！啥子香港澳门的师傅！是他休息重要，还是造人重要？今天是啥子日子？今天我们要造人！晓得不晓得？”�

王草根从不关心科学，更不懂科学，什么要到月亮上去行走，到火星上去探测，真是没事干了！搞那些名堂做啥子吗？月亮上走一趟又啷个了吗？火星上去挖块泥巴又顶啥子用吗？但今天得到的科学知识非同小可，与他个人命运、未来前途、企业发展、传宗接代，甚至他死后有没有人披麻戴孝、烧香扫墓都紧密相连。他才知道生个男娃娃比屙泡屎难不到哪里去：把他自己的精液用个器皿盛好，在电子显微镜下经过筛选，选出最精良、最优秀的那个，把它注入二奶或者三奶的体内，绝对百发百中，弹无虚发。这种方法还节省他宝贵的精子，一次射精能用好多次，精液保存在冰箱里，医生说能保存上好几十年呢。如果这次生个女娃儿，下次还有精液用，一直用到生下个男娃儿为止。�

现在不是有没有男娃儿的问题了，而是考虑让二奶生还是让三奶生的问题了。要不，轮流着来，一人注射一次。�

当今社会，只要有充足资金作后盾，办起事来，你想要多快就有多快。人工授精的部门很快成立了，为了不被有关部门抓辫子找麻烦，对外称为“不孕不育试验室”。这也说得通，因为不孕不育也是他们医院的一项正式业务，在卫生部门和工商部门都登了记的。�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硬件都置办妥了，缺的是权威专家。这时，刘主任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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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六　肆（1）

刘主任是个不折不扣的专家，虽没有留过洋，但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的大学毕业生，从事计划生育研究三十多年，功底扎实，经验丰富。说他搞计划生育，实际是他在搞优生优育。因为优生优育这门科学在咱们中国最为尴尬，长期以来摆不上桌面，不躲在计划生育大旗下面就没法存活。提起计划生育呢，仿佛就是专逮妇女结扎的，手拿剪刀在全村追着妇女乱跑，农民们都把这种医生视为屠夫。好不容易熬到改革开放，优生优育能放到桌面谈了，可是全国一下子到处都搞优生优育。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最后乱到用超声波探测腹中胎儿性别、见女就杀的地步，优生优育专家又好像成了打胎专家。总之，优生优育走向了反面，始终和杀人分不开，“优生”成了“优杀”。改革开放前，不管男女胎儿，只要是超生的，一律格杀勿论。改革开放后，由于老百姓的旧民俗心理作祟，又专门对付女性胎儿，在腹中就叫她“安乐死”。�

不管是搞计划生育的时候，还是搞优生优育的时候，刘主任都一直尽可能地保持科学态度。既不拿着剪刀满村逮妇女，也拒绝给人打胎，一心循着大学里学到的本事，想在优生优育方面研究出一点突破性的成果。然而，这种类型的学者走到哪里都吃不开。想吃得开就要随大流，别人搞结扎你也搞结扎，别人打胎你也打胎，这才行。到了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再不是计划生育的禁区，有条件的医院纷纷开展这项业务的时候，果然，刘主任很快成了这方面的权威。他的出名就在这一时期。可是好景不常，昙花一现。中央卫生部很快就下令全国只有极少数医院有资格实施这种手术，并且加了种种限制，绝大部分医院被排除在外。刘主任所在的医院就在被排除之列，刘主任风光不再，只好转到妇产科给人接娃儿。�

众生医院妇科有一名姓皮的医生，因为产科也归他管，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肚皮”。肚皮是刘主任低两届的大学同学，知道刘主任正郁郁不得志，英雄无用武之地。众生医院悄悄成立“不孕不育试验室”，又缺专家时，肚皮就把刘主任推荐给王草根。�

肆　壹亿陆

肚皮先是捧了刘主任写的一大堆论文给王草根看。王草根看见那么一摞子纸张上密密麻麻地印了那么多文字表格，不禁肃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