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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服务员过来拿起伯蒂拉随身携带的旅行小皮包,领着她沿着一条狭窄的、天花板很低的通道走去。
“我还有火车运来的其他行李呢,”伯蒂拉说。
“都拿到船上来了,小姐,”服务员回答。
他打开舱门。
“这是您的舱房,小姐,我希望您能发现这里应有尽有。”
在伯蒂拉看来,这个舱房只比一个小碗柜大一点儿。
她记得查尔斯·狄更斯在一八四二年第一次坐船出国时曾把他的舱房称作“一只极端违背情理的箱子”。
可是,伯蒂拉庆幸的是,她没和某个爱评头品足的陌生女人同住一个舱。
舱房里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个固定的五斗橱,橱的一角挂了一块布帘子,她可以在后面挂衣服,另外还有一个盥洗盆。
盥洗盆可以转下来放在一张大概算是梳妆台的东西上面。用过以后再把它转过去,让水象小瀑布似地流进污水箱里去。
伯蒂拉从伦敦赶来时,在配合船期的火车上读到一本介绍船上生活的小册子,以为在“柯罗曼戴尔”号上会享受豪华的生活,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她想,小册子上画的备有扶手椅和盆栽棕榈的餐厅以及巨大舒适的休息室、画廓上的管风琴、写字室和牌室无疑指的都是头等舱待遇。
“没关系,”她安慰自己,“至少我可以独自呆在这里。”
然而她总摆脱不了这样的感觉:她的舱房就象指定给一个犯人的囚室,不管她愿意不愿意,都要把她送到世界的另一部份去。
这念头使她情绪十分低落,于是她想上甲板去看轮船离岸。
她常听人说,长途旅行的轮船启航时,乐队奏起乐曲,码头上的人把飘带扔向船上的旅客,旁观的人群里发出欢呼声,这是欢乐而鼓舞人心的场面。
可是伯蒂拉走上甲板时,却发现甘愿冒着暴风雨天气来挥手告别的人很少。
在码头边喧闹忙碌的人大部分是搬运夫,他们还在把行李、货物往船上搬。
有几名卡着钟点上船的旅客正爬上头等舱的跳板,他们显然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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