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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是一部描述冒险与天伦之乐的小说。这种对神怪的嗜好又使得《包公案》这样的悬念故事逊色不少，使侦探小说的发展成为不可能，后者的原因当然还在于中国人科学推理的缺乏，生活的贫乏等等。因为当一个中国人死了的时候，通常的结论是死了就是死了，如此而已。中国的侦探家包公本人也是一个法官，总是通过梦境来解决迷惑和谋杀，而不是运用福尔摩斯那样的推理。

在情节上，中国的小说则像D。　H。　劳伦斯的小说那样松散；在篇幅上，它像俄国的托尔斯泰和陀恩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样冗长。中国小说与俄国小说的相似之处是十分明显的，二者都使用极为现实主义的技巧，都十分爱好对细节的详述，在叙述故事时，他们都不喜欢西欧长篇小说常有的那种主观性。虽有丝丝人扣的心理描写，但倘若要作者再由此往前走一步，发挥一下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则很困难。小说的主要任务是讲故事。《金瓶梅》在对纯粹腐败堕落行为所进行的详尽描写上，与《卡尔玛卓夫兄弟》相比，毫不逊色。恋爱小说的情节通常都是最杰出的。社会现状小说在近30年来很是时髦，但其情节松散，进而成为一系列互相没有多少关联的趣闻轶事，尽管故事本身都很有趣。短篇小说这种形式本身甚至都没有出现，直到近十年来现代作家读了原版的或翻译的西方文学，试图写一些类似的东西之后，它才初露端倪。

总之，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步伐很好地反映出了中国生活的发展步伐。它规模宏大，错综复杂，从不急急匆匆。长篇小说生来就是给人消磨时光的，这一点是公认的。当作者有足够的时间可供消磨，读者又不急着去赶火车的时候，没有理由急急忙忙地写完或读完。中国的小说是要耐着性子慢慢读的。路边既有闲花草，谁管路人闲摘花？

西方文学的影响

当两种文化相遇时，较为丰富的那种文化应该给予，另一个则应接纳，这一点十分自然，也极其合乎逻辑。事实上，尽管令人难以置信，给予要比接纳更为幸运。很明显，中国近30年来在文学和思想上获益非浅，这全得归功于西方的影响。承认西方文学内容较为丰富，承认它整体上的优越性，这一点使得自诩为“文学国度”的中国大为震惊。约莫50年前，中国人有深刻印象的只有欧洲的炮艇；约莫30年前，他们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深刻印象；约莫20年前，他们发现西方居然还有十分优秀的文学，而现在不少人已经在慢慢地意识到西方甚至具备比他们自己更良好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风范。

对于一个古老而又自傲的国度而言，这可实在使人难以接受，但是中国之大，已经大到可以接受任何东西的地步。无论如何，文学领域的变革已经到来。中国的文学在文体和内容上的深刻变化，比以往整整2000年来的任何变化都要大。受外语的直接影响，白话本身成了文学的媒介；语言的解放是由一位深受西方精神感染的人士所提倡起来的。词汇大量增加，这意味着增加了大量新的概念，无论是科学、哲学、艺术还是文学的概念都包括在内。这些概念通常比我们思维中的那些旧材料的概念、定义更完善、更精确。我们思维中这种原材料的增多，导致了文体的变革。文体的变革又现代化到旧文人难以辨认的地步，以至使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很难适应新的语言格式。如果让他们为杂志写一篇在文体和内容上都能为人接受的文章，他会感到茫茫然不知所措。诸如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和现代戏剧等新的文学样式已经出现，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也大为改进。更为重要的是，那种在总体上与法国新古典学派观点非常相似的中国旧文学批评标准现在已被抛弃（新古典主义曾使欧洲人在一个半世纪之中都没有能够欣赏莎士比亚）。代之而起的是更为新鲜、丰富和广阔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终会使文学与生活高度和谐起来，使我们的思维更为精确，使我们的人生更为真诚。

当然，给予比接纳更为幸运。接纳带来了混乱。进步是有趣的，也是痛苦的，更有甚者，进步还常常是丑陋的。伴随着年轻的中国那心灵的剧烈震荡，我们失去了思想的重心，也失去了欢悦的庸见。这个新旧选择调整的任务殊非一个寻常的心灵所能承担，而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又是极端地幼稚，脾性是那么易变，观念是那么浅薄。理解；日东西是困难的，明白新东西也不大容易。有些许的浪漫主义，也有些许的自由主义；缺乏批判思维能力、缺乏心理稳定因素，对任何旧的东西，属于中国所特有的东西，都感到很不耐烦；极端轻信一年一度的思想“新模式”；到南斯拉夫去搜寻最新的诗人，到保加利亚去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