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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素材可谓堆积如山。是通过认真搜集、阅读、消化、吸收、筛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加工，写出一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学作品，还是浅尝辄止、浮光掠影、移花接木、拼凑粘贴，凭空杜撰出一部“戏说”，无疑是对作者敬业素质的一大考验。两位作者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两年多来，他们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不仅啃完了一座座资料大山，还克服重重困难采访了相关的家属和亲历者，查阅了尘封多年的档案；为了写好“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悲壮场面，他们曾冒着严寒酷暑三次到四川大邑县的抗战博物馆参观，每每悲泪慨叹；从而占有了大量一、二手资料，有了宽广的历史视野，为塑造好卢作孚这个主人公以及书中的其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故事情节有关的史料，都是第一次公开披露的，比如来自台北国史馆的数封卢作孚与蒋介石的往来信件、作者独家采访的卢作孚亲属和友人的口述回忆等等。书中写到的与卢作孚有关的传奇经历和历史事件，几乎全有出处；卢作孚在各种不同场合的演讲、对话、文章、书信，其核心内容都有证可考。

比如，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卢作孚为了开阔北碚市民认识和接受新事物的眼界，特请航空公司派飞机免费到北碚上空飞一圈（当地人戏称“刹一脚”）。航空公司不仅应约前来，而且还多飞了两圈。这个看似天方夜谭的灵感，正是作者读到《卢作孚文集》中一篇文章的“偶然”发现。而小说中的卢作孚借此机会，指着一幅巨大的四川地图，对满场民众宣讲的一段话：“这是一幅普通的四川地图。我们站在地面上，就这么看去，会对四川的真实大小得到错误印象。它那山岭重叠、绵延起伏的地形使它具有比地图所显示出来的更多的土地。同是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与中原比，它的面积却要大些……”则来自于卢作孚在抗战末期写的一篇佚文《中国中心的伟大基地》。把这两件真事“串联”在一起，当然是虚构，但因其有真实的基础，便使艺术的虚构有了不一般的魅力，又因为艺术源于真实，方使真实具有不同凡响的感染力。

小说中，有卢作孚弟兄二人因触犯了“言论罪”，被合川县长投下死牢，命在旦夕，终因卢作孚一篇《告全县人民书》赢得民众声援得以解救的故事。这件事是真的，但小说中的《告全县人民书》却是虚构的。凭两位作者对卢作孚的透彻了解和文学功底，要虚构这篇千把字的文章应该易如反掌，然而这篇千字文来得却很不容易。当作者从亲人回忆录中得知这一素材后，便很想找到这份名噪一时的文献，于是遍访了有关亲属、知情人、卢作孚家乡的老人，查阅了合川地方志和有关报章杂志。“哪怕是找到一两句话也好，我们可以用来做个‘药引子’。”最后尽管这个“药引子”没找到，但潜移默化在他们心中的卢作孚的精气神这个“药引子”，却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一篇精彩绝伦的“救命书”应运而生，并且显示了作者的古文功底。类似的例子在小说中不胜枚举。

卢作孚在《什么叫做自私自利》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你的生路会沉溺在这强烈的社会要求当中，如醉如痴，如火如荼，比较沉溺在漂亮的衣服，高大的房屋，名贵的陈设，富有的财产，出人头地的地位，其要求人的力气和生命，更深刻而浓厚。只要社会变更了要求，人就会变更了行动。

小说作者把它用在了卢作孚对北碚青年的培训中，这何尝不是两位作者的自身写照。我们沿着两位作者开辟出来的这条人生之路往上攀登，既看到了残枝败叶、雷鸣电闪、风刀霜剑、毒蛇猛兽；也看到了匪巢建乐园，穷乡成宝地，天堑变通衢，硝烟化彩云，天国落人间……更看到了包括两位作者在内的人性、人格、人心的大德与大美。梁漱溟先生曾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从这个角度而言，两位作者立足于真实和天职，为读者奉献出的这部小说，不啻是一部“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教科书。

尽管这部小说具有相当可信的真实性和浓厚的传记色彩，它首先还是一部小说。正如作者所言：“史家记下的是正史，小说家写下的也不是野史。小说写下的与史书记下的，同是信史。不过，史书记下的是一个国家堂堂正正的历史，‘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偏爱的，偏是史书大脉络大经纬无暇顾及的、可闻可见、可圈可点、可悲可喜、可嗔可怜的那些个细枝末节。”

正是出于这种“偏爱”，两位作者依靠丰厚的学养和娴熟的小说技巧，而不是以色情、婚外恋、灯红酒绿、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