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2/4 页)

财（当时各地访员没有固定薪酬），也不是基于政治信仰。他的初衷，只是想尽“访员”的职守，为中国人刚刚熟悉的“舆论”贡献一点力量。

大公报复刊的创始人之一张季鸾这样评价从晚清到民初的中国报人：“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不同的是，中国报人没有英美同行的办报环境，一部中国现代舆论史，字里行间，不仅油墨濡染，更有血迹斑斑。许蔼如的事迹，若不是有位同乡偶尔记了一笔，还有谁会记得他？便是当年名震一时的报人，又有几位不是寂寞地留在史书晦暗的角落里？

教父梁发

我想写这个人的故事已经很久了。

他叫梁发，又叫梁阿发。一听就知道是广东人啦，爱阿不阿的。他的家乡离广州70英里（也有人说200里），不知道是粤东哪个县，总之比较偏远。家境贫寒，11岁入学，只读了四年私塾，就来到省城打工。那是嘉庆九年（1804）的事。

他在广州当学徒，学的是画工和木版印刷。干了十余年后，一个洋人来问他，愿不愿意去爪哇国做几年活。他想了几天，好在还未娶亲，去就去吧，家乡去那里的人也很多。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嘉庆二十四年，梁发回到家乡。可是他的身份已经大变，他刻了一些版，印成小册子，分送诸亲友。大家这才知道，梁发已经受洗入了基督教。大家还听说，他在爪哇帮着鬼佬教士刻书，但是和唐山的书不同，那是每月定期出版的，名字老长老长的。梁发的行径很快被官府发现了，异端！逮捕，烧书，毁版，笞三十。那时洋人的势力远不如后来，但还是足以把他保出来，送回爪哇。梁发虽然吃了些苦头，却让洋老板看到了他的虔诚。四年后，他被聘为伦敦传道会助手，又四年，授教士职。就这样，地球上出现了第一个华人基督教士。

道光十九年（1839），梁发50岁，他再次回到了广东。他死的时候66岁，16年间，他目睹洋人在中国的势力一天天大起来，中国吃教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在后来的几年中，他隐约知道外面天下大乱，可是老迈的梁发不会想到，这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变乱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历史书上说，在梁发回国前两年，他1832年刊行的九卷《劝世良言》已经在广州等地流行。一位来广州考举人落第的秀才无意中得到了一本。回乡后，他得了大病，在病中细读了这本书。他又把这本书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十年后，他们根据这本《劝世良言》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太平天国。

梁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正如他也不知道，他在爪哇帮洋人做的那些事情，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那个后来大家叫做马六甲的地方，他负担了一份中文杂志的刻印和编辑。他毕竟上过四年学，懂得中国人的想法，他来编中文杂志，效果比那些洋人当然要好。

他编的杂志叫《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如果后世的历史学家没有弄错，那是世界上第一本中文刊物。

1855年3月12日，梁发死于广州。这一年，“中国报业之父”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当一名低级编辑，《申报》创办人美查还是个英国小混混，而未来的《申报》主笔蔡尔康刚刚两岁。我们还要等上18年，才会诞生一个与梁发同乡同姓，凭一张报、一枝笔胜过三千毛瑟枪的“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

90年代的北京房地产

没错，是90年代，不过不是20世纪，是19世纪，大清光绪年间。

那个彭翼仲，他不是因为得罪袁大头给发到新疆去了吗？辛亥后他又回了北京，接着办《中华报》，还出了本《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个梅兰芳专门编《孽海波澜》歌颂过的维新报人，差点儿成为北京房地产界的大牛，潘石屹、林少洲一类的干活。

彭翼仲是江苏长洲人，他父亲把全家带到北京。彭老太爷做了几十年京官，也就凑合着在保定寺街有一所破房子一家子人自己住。穷京官就是这样，全靠外地进京的官员冰炭两敬，还有就是同乡举人的印结费过活，稍有点风吹草动，就得上当铺。这样的家底，禁得起折腾吗？可是天不佑德，屋漏还真碰上连阴雨。庚寅年（1890）阴历五月起，开始下倾盆大雨，一直下到六月，虽然比不上马尔克斯记忆中的百日大雨，但也下了五十多天，以当时北京城的排水系统，您可以想象成了什么样子，水像河流